习近平同志曾在各种场合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要营造一个“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2016年6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了构建“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1]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久前，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深刻总结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高屋建瓴，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基本遵循。

　　近年来，“政治生态”已成为官方和学术界的热门词汇，关于“政治生态”或反腐败治理的学术论著和新闻报道不绝于耳。最近，包心鉴等学者使用了“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说法，有其合理之处，但本文将仍然采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说法。那么，政治生态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当前中国党内政治生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新常态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又需要把握好哪些辩证关系呢？

　　一、关于“政治生态”等概念及核心问题的探讨

　　1.行政生态学、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

　　1961年，佛雷德·里格斯(Fred Riggs)发表的《行政生态学》被引为典范式的生态行政学论著。1989年，王沪宁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行政生态分析》一书，1998年又出版了《行政生态学》。但是，行政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源于生态政治运动，实际上是两个涉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概念，涉及一个从“巫魅”（人类敬畏自然）、“祛魅”（人类征服自然）到“复魅”（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转型过程，是“人类中心主义”逐渐生态化的一种政治哲学反思。前者强调的是生态学的政治学，重心在“生态”二字，后者强调的是政治学的生态学，重心在“政治”二字。“生态”和“政治”二词的前后置换，导致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的意义截然不同。西方政治生态学研究比较全面，比较系统，比较深刻；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则处于发展初期，比较薄弱，但发展迅速，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越来越深入、系统、全面。[2]对此，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张群辉对政治生态学的由来、定义、特征、国外研究案例和中国实践进行了详细介绍。[3]

　　2.党内政治生态与反腐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举措,反腐败体制改革建设实质上是关乎人性和制度、权力和权利、利益和价值观等逻辑的历史性课题和世界性难题。

　　俞可平教授及其团队始终关注民主治理思想，“是关于中国式民主理论最有声望的中国思想家之一，以及中国国内关于知识分子善治话语的最重要学者”，为中国的反腐治理也多有建言，成效显著。何增科教授一直关注和研究反腐败治理问题，著有《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反腐新路——中国转型期腐败问题研究》等10余部著作，提出了反腐败“选择性惩治”“法纪软约束”“制度陷阱”“廉能政治”等重要概念。

　　刘京希早在2007年就出版了《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后来又发表了一些系统研究政治生态学理论的学术论文，其中，《政治生态学理论体系建构刍议》这篇论文被孙关宏教授认为具有代表性[4]。2013年，张国清教授的《社会治理研究》通过近十年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社会治理理论以及中国社会治理的探索和实践进行考察，提出了“全民监督”“微观治理”等可资借鉴的反腐理念[5]（P570--585）。陈国权教授出版了《权力制约监督论》，提出了建立权力制约制度与权力监督制度的对策。2014年，夏美武在苏州大学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研究》一书，此书借用了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起源、实践路径、实践成效评价进行了系统分析。2015年，包心鉴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对“政治生态”“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做了一个概念界定和区分。[6]

　　不久前，孙关宏教授的《政治生态视角下的反腐败: 兼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政治生态学”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对其核心问题做了比较详实的考察。龙太江、李辉的《党纪反腐: 价值、问题及其功能开发》、袁峰的《净化公职人员从政环境的单位机制研究》、夏远永的《小官大贪的产生原因和治理机制》则分别从党纪党规、从政单位环境以及基层政治生态等比较微观的层面探讨了净化政治生态的机制问题。

　　3.对政治生态研究的必要评价

　　国内关于政治生态学和党内政治生态的研究正在从宏观走向中观、微观，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学习国外概念走向中国特色概念，不仅在研究内容上得以深入、细化，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断得以创新,为党内政治生态研究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学界还存在混淆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等不同概念的倾向，需要加以警惕，严格区分，才能准确、科学地把握政治生态学的真正内涵。包心鉴教授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具体情况，对政治生态学和党内政治生态做了一个科学、精确的概念界定，我们对此表示赞同。孙关宏教授对政治生态学的概念梳理比较清晰，并有先见之明地指出政治生态学的核心问题就是“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政治均衡问题”，“反腐败的最终目标应该是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进而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正当实现”，这一判断不仅精准，而且值得深思、拓展。俞可平、何增科、陈国权、刘京希、龙太江、李辉等学者对反腐治理机制多有建言，贡献巨大。张国清、袁峰、夏远永等学者则对基层反腐治理机制做了进一步细化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将着重阐述当前中国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挑战，进而探讨在新常态下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到底需要把握好哪些辩证关系。

　　二、当前党内政治生态面临的挑战

　　“反腐不是一场‘运动式’的革命，而是治标与治本的结合，腐败行为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根除，它将在很长的时间内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行政过程中，对于此，履行监督检查职能的相关部门和与普通公众更应认识到我们的‘反腐肃贪行动’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当切实做好监督和检举的工作，切实履行好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监督权、检举权。同时，我们也应该理性地看待贪腐行为和腐败现象。腐败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也是社会高速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今的清廉指数较高的老牌发达国家，譬如瑞典、荷兰等等，在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同样面对过严重的腐败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腐败现象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必然产物，就好像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临的挫折所引发的阵痛一样。对于我国的政治生态，公民也应该对其抱有希望和信心，坚信任重道远，道路曲折而前景光明。”[7]（P152）在这样的政治意识前提下，参考当前学界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当前党内政治生态主要面临如下几大挑战：

　　1.制度性腐败严重，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党纪国法反腐制度建设依然困难重重

　　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官员贪污腐败的案例有增无减，原本对反腐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也开始反思，认为腐败人数和案件的增多根源在于制度问题，可以说是制度性腐败，而不是简单的人性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制度问题不是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问题，而是具体、细化的制度问题，换言之，体制问题。

　　目前，纪委、监察、审判机关等反腐败机构职能过于分散、重复，难以形成反腐合力，不少腐败案件难以坚决查办。加之中国几千年传统官场文化、潜规则和中国式人际关系大行其道，更是严重阻碍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党和国家也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反腐倡廉与司法反腐制度建设，贪腐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从“治标”到“治本”仍然需要“跋山涉水”。“中国腐败在全世界尚处于中等水平，属于比较腐败的国家。目前，中国腐败出现了‘特权腐败’‘小官大贪’等新特点，其中，‘小官大贪’又呈现了‘集体作案’‘作案手段越来越掩蔽’‘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嫌疑犯越来越年轻化’等新特征。”[8]由此看来，党纪国法反腐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2.对重要领域和关键岗位的防范监控惩治机制建设滞后，致使党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政府的公信力遭受部分公众质疑

　　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尤其是如何做到候选人提名程序和信息的公开透明，始终是一个重大难题。群众要行使民主权利，首先要有可能获取公开透明的有效信息，防止被错误信息或无效信息误导。在现实生活中，群众往往无法获取有效信息而做出正确决断，对候选人如何提名产生和投票当选后的后果知之甚少，导致候选人一旦当选领导干部，其权力更加无法得到社会、群众的全面监督。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政治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期，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面临一系列难题和挑战，尤其是“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 [9]一系列民生和发展问题特别突出，在这些重要领域的和关键岗位的防范监控惩治机制建设严重滞后，在有些单位和领域内还形同虚设，执行不力，消极腐败现象处于易发多发期，严重危害党内政治生态，容易致使部分社会公众怀疑党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政府的公信力。

　　3.政治主体责任尚未彻底落实，“大官巨贪”“小官大贪”等贪腐现象严重

　　目前，“大官巨贪”“小官大贪”等贪腐案件频发，但责任追究却十分困难，执行力度也远远不够。政治主体责任尚未彻底落实，尤其是对“一把手”在单位内部几乎处于监督缺失或防范失控的境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设置在单位内部的纪委监察机构完全没有能力与其相抗衡，一定程度上还要受节制于或听命于“一把手”，如此一来，部分党员干部特权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随之而来的是权钱、权色、权权交易频发，不少官员侵吞国家资产，侵害民众利益，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近年来，以周永康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层领导干部公然在党内发生特权腐败行为，对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严重有背于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最高信仰。和“老虎”特权腐败案相比，小官贪腐案件显得比较隐性，直到最近几年因为小官贪腐案件牵连人数较多，贪腐数额巨大，危害群众权利和利益更为直接、更易被察觉、更让人难以容忍，酿成不少“小官大贪”[8]案件，才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警惕反腐新挑战，家族式腐败、反腐年轻化、群体性腐败、‘清水衙门’式腐败等问题的出现为当前的反腐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寻虎找蝇’的过程中，更要注重制度创新和完善监管，厘清权力和利益的边界。官员腐败映射官场生态，从举荐不当到考察失真，从因人设岗到带病提拔，从裸官漏斗效应到长官意志拍脑袋，集体负责形同虚设，异化为‘集体不负责’，因此，只有落实主体责任，驱散腐败雾霾，才有风清气正，才有令行禁止。”[7]（P170）

　　4.过分夸大从政风险，将其和回归良性党内政治生态混为一谈

　　自十八大铁腕反腐以来，“民不聊生”的说法悄然改成“官不聊生”的说法，很显然是一些受政治体制改革影响的官僚集团的牢骚，往往抨击中央高层的反腐措施过于严厉，严重侵害了官员的私生活和个人权利，从而过分夸大了官员从政的风险，将其和回归原本就该有的良性党内政治生态混为一谈。实际上，群众对党中央的反腐措施是拥戴有加，欢欣鼓舞。不久前，西安市市委党校“领导干部从政风险及其化解路径研究”课题组历时一年多时间，调研444名领导干部，梳理出权力风险、职务犯罪风险、决策失误风险、问责风险、粉色风险、媒体舆论风险、交友风险、从政道德风险等八大从政风险。[10]此论一出，更是激起学术界和民间的千层浪。

　　以上四大挑战构成了当前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挑战，不得不迫使我们认真对待这些挑战。因为我党深知这样一个道理，如果继续对党员领导干部和基层党员的贪腐现象放任自流，搞运动式反腐治理，势必会前功尽弃，死灰复燃，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危及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政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