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发展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为此，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发展新理论。

　　一、生产力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发展理论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解决生产力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近年来，虽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重视生产力的研究，但是，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研究对象的表述都还是明确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研究只是处于“被联系”的地位。即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实践证明，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以生产关系为对象，不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就会显得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也将越来越低，从而难以科学地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其他各流派的经济学理论都在抢夺发展生产力领域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占领这个领域，就会失去这个领域的话语权和指导权。提升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其必要性在于以下方面：

　　第一，由社会主义的发展任务决定。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界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高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条件。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相对落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制约性是生产力落后，而不是生产关系的落后。

　　第二，由社会主义所处阶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明确这个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提了出来。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被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第三，由经济发展的实践决定。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中国用不太长的时间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十四亿人口不仅摆脱了贫困而且即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即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仍然处于世界前列，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显然不能用别的国家的发展理论来说明。其主要缘由，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而不是由别的经济学来指导的必要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发展有其特殊的国情，任何外国的发展理论都难以正确指导和说明人口众多、城乡和地区发展极为不平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问题离不开生产关系分析，只有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两者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理论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需要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推动经济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明确为相互联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生产力，而且要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重要位置，以增进国民财富作为目标和归宿。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自身的要求。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基于这个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理论突破而逐步建立的。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生产力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呢？邓小平指出：一个是解放生产力，一个是发展生产力。需要把两个方面讲全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样，对生产力的研究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二是发展生产力，三是保护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解放生产力涉及的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改革。其基本要求是根据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推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机制。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和完善等。在这里，解放生产力是动力，发展生产力是目的。如果说解放生产力基本上属于生产关系层面，那么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则属于生产力层面，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仅仅靠解放生产力的途径。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合起来就是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含体现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发展学说，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拓展，它不只是研究生产关系，不只是谈姓社姓资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稳定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发挥思想教育功能，还是国家和企业经济决策和经济政策制定的指导。

    二、回应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重大经济发展问题需要理论创新

　　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作为导向的问题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更要关注所面对的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因为处于什么阶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什么样的发展方式、什么样的发展环境以及什么样的发展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关系层面明确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由此创新的理论正确指导了我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但在生产力层面，同样需要明确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创新发展理论。因此，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但已有的发展理论基本上是基于低收入阶段的。中国在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面临的发展问题，是摆脱贫困进入小康。发展的重要路径是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应的发展理论主要涉及：追求GDP的增长，高积累低消费，以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粗放型发展方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等。应该说，这些发展理论对我国摆脱贫困，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问题是当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果继续延续这些发展理论，没有发展理论的创新，就难以指引新的发展，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经济已具明显的中等收入阶段特征。一是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我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三是农业增加值比重降到10%以下，我国已经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四是城镇人口超过50%，我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国家。在此新的历史起点上，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发展任务是要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与过去的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新的发展任务也随之提出。概括起来，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高速增长的可持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速度也必然将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最主要的原因有：一是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供给到了极限。二是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低成本劳动力供给也到了极限。三是供求结构严重失衡。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居民的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温饱问题而开始转型，更为关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方面的需求。但生产和服务却还停留在低收入阶段的供给，势必产生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出现过剩问题。因此，要使中高速增长得以持续，需要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寻求新的发展动力。

　　其次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普遍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涉及发展模式问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难以摆脱低收入阶段的发展模式的后果就是，既无法在收入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但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陷入这个陷阱。像新加坡、韩国等一些后发国家就靠现代化的过程跨过了这个陷阱。虽然我国也存在这个威胁，但并不等于就一定会陷入这个陷阱，这就需要在科学的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发展来跨越它。

　　第三是发展平衡性的问题。在低收入阶段，为了迅速摆脱贫困，需要推动GDP的快速增长，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平衡发展战略。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平衡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补齐短板，主要包括：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农村发展的短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短板、生态文明的短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短板。这些短板不补齐，很难说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更难说进入高收入阶段。

　　上述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发展问题，正是创新发展理论的起点和动力源。在低收入阶段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只是增长问题，目标单一。而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发展就不只是增长问题，还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仅仅是要摆脱贫困，公平分配、增加社会福利都要进入发展目标。这就不仅涉及数量和规模的增长，还包括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所依赖的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文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