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一定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是由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

　　当今世界各种力量较量的关键、实力对比和博弈的核心是看谁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本质上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如何治理好国家，使中国更加富裕，并在富裕的基础上强大起来，这就成为历史赋予当代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我们党的执政经验和世界上其他政党兴衰成败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一个政党在一定时期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是由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决定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产生顺应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世界格局新变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

　　契合当代中国发展的新要求

　　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进行艰辛探索，但这种探索是有规律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产生和形成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要求的统一。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的内容和任务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中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一五”时期国家各方面的建设得到大发展。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层级低或高都不行。在国际形势和亿万群众生产热情的鼓舞下，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一度忽视了经济规律的要求，想片面地通过生产关系变革，搞“一大二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为了进一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解放生产力入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适当调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

　　改革开放38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溯源这些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把中国社会的内生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然而，事情总有两面性，就在我们搞活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强调“放开”，之后又进一步强调“放活”；这时虽然也强调“两手抓”，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开始出现淡化主流意识形态、放弃“原则”的现象，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接下来则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放松”“放任”，对党员干部放松了纪律和规矩要求，一些人思想道德严重滑坡，做人做事用权毫无底线，甚至践踏党纪国法，这些乱象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使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

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突出问题，引起人们对党的命运、国家命运的担忧。这就要求我们治乱，建设一个活而有序的社会。在这个阶段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突显出来了。我们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解决当前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把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

　　应对国际格局的新变化

　　国际力量对比是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形成的基础，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必然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国际秩序的调整。当今世界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由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出现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存在的弊端愈发凸显，进而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因此，各方要求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

　　二战后形成了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格局。随着苏联解体，国际格局由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并努力打造单极世界；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多强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单极世界的形成。进入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持续变化，传统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力量在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进入国际政治经济的中心舞台。

　　“9·11”事件后，美国接连发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得到了全部盟友的支持和世界多数国家的同情。然而，仅两年后，当美国绕过联合国以不充分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却遭到相当多国家的反对，从而导致西方世界分裂，使美国政府政治上、道义上更加孤立。始于2008 年的金融危机更进一步重创了美国的软硬实力。以此为分水岭，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呈现颓势，新兴经济体实力和地位相对上升。尤其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和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事实上的世界经济新引擎。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客观上推动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改变，使得国际格局朝着偏离美国一超独霸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壮大虽然存在矛盾心理，但依然期望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更多地支持和参与到国际治理新格局中，这样有利于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国际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国际格局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的关系，新的国际格局需要以新的实力对比作为参照。新兴国家推动国际格局变革必须有不断增强的实力基础为后盾。为了推动国际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对新兴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中国需要继续保持国力提升的规模和速度，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不应只是经济实力，而应是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全方位的崛起。只有提升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中国才能继续推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结构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进而改变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和国际秩序。当今世界各种力量较量的关键、实力对比和博弈的核心是看谁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本质上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产生和形成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也是世界格局变化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要求。

　　顺应人民的新期待

　　中国共产党是以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历史的分为立国（建立新中国）、富国和强国三个阶段。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艰难困苦，完成了立国的任务，并为富国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富裕道路，并为强国奠定了基础；如何治理好国家，使中国更加富裕，并在富裕的基础上强大起来，这就成为历史赋予当代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

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的全新社会，是一个在实践中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许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但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而没有也不可能为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可行方案。

　　列宁虽然在初步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由于他过早去世，因而对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探索和持续实践，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虽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分析和总结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解决好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正是导致苏联国亡政息的重要原因。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我们一度照搬了苏联模式，但很快发现其不适合我国国情，我们较快地作出了调整，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重要成果。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发表的两部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集中体现了我们党这一时期在这方面的探索成果。但是总体来看，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找到一种完全符合我国实际的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视角思考国家治理问题。经过38年实践，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总的看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立国）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使国家逐步富裕（富国）的历程我们已经走过；而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如何治党治国治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逐步走向强大（强国），这个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了当代以及后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产生顺应了时代和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意愿；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逻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逻辑的统一、国际格局变化和国际秩序调整与中国发展内在要求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亿万人民群众期待和愿望的统一，必将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研究》首席专家　刘昀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