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赵正军站在郑州市二七商圈的环形天桥上。郑州各大商圈、商业区是赵正军经常“光顾”的地方 （周言/图）
赵正军觉得自己活得名正言顺，但他并不能满意仅仅“盈利”。很快他开始变为一个给各种行政部门“找麻烦的人”。自2006年开始，他相继提起了四百余件行政诉讼和八百余件行政复议，每件都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
10月19日，忙完诉讼的赵正军回到家，收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邮件。“很意外，很感动，很开心。”他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得奖感言式口吻，“几乎彻夜难眠。”
今年1月，赵正军向卫生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生乳新国标制定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编写的会议纪要”。1月20日，卫生部拒绝了赵正军的申请；2月16日，赵正军将卫生部诉至法院。10月1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卫生部不予公开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重新答复赵正军的申请。
这一天他已等了很久。“我做过这么多诉讼，有时一天就要收好几个判决。胜与败经历太多了。”他说自己每年发起的诉讼在一百多起，复议则是三百多起，“但这次，真的特别激动。”那晚他一个人咯咯笑了好几次，惹得妻子嗔骂：“神经病！”
月入过万的“无业”者
生于1973年的赵正军即将步入不惑之年。身份证显示他是河南省巩义市的一位农村居民，各种文书表格上他的职业栏都填“无业”。但他是个忙人，空闲时间都在郑州市的法院和工商、行政、质检等部门间行走。他没有业余爱好，回到家里就在网上忙着各种研究，以及准备新的诉讼材料。他说自己闲不下来，最近已经感冒四十多天也没空去医院看看。
虽然“无业”，他却衣着得体入时，在距离老家几十公里外的省城过着月入过万的中产生活。
他是“职业打假人”。每个月一家三口的收入都来自他十次购物——由此产生的赔偿。他溜进一家超市，不出一小时推出一筐食品，结账走人。接下来商场就等着工商部门通知，因为消费者赵正军已经拿着这堆食品及一份详细标注每件商品标签违规之处的清单来举报。
“这事对我来说特别容易，因为我掌握的标准比他们多。像矿泉水有些没标注配料，一些食品没标注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等等，我走马观花一看就看得出来。”
在接下来的调解中，赵正军一般能拿到6-7倍金额的赔偿。“并不是每次都能拿到赔偿，也有失手时。但食品本身价值也不高，赢了输了也无所谓。”正因如此，他并不像一些专买大宗电器的打假者，那样意味着获赔风险的急遽提升。
“要是处理不了咋办，那不是砸手里了？而且我不希望让他们（商家）损失太多，”他慢条斯理的讲述有种诙谐感，“目的是为了给他们提个醒，让他把问题改正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购物大约每月十次。但这从来不需要专门的时间，都是他在各种奔波忙碌的空隙里，见缝插针完成。从33岁那年开始，他就以这样的方式养活自己。
赵正军显然对自己的身份未获社会认同不甚满意，因为“多数人还是觉得我不务正业”。而知名打假人王海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坦言，打假就是个生财的职业。“民间打假是制度设计给全体公民增加的一项福利，打假动机的功利性并不抵消结果的公益性。他的收入越好，就会带动更多的人做，所以它就必须是一个盈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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