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正在钢筋丛林中忙碌，这样的“街景”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作为经济建设的“底盘”，两千多个县正次第掀起城市建设的一轮热潮。然而，钱从哪来，又该如何还，始终还是个难题。 （CFP/图）
在前两年银根放松与城市建设狂潮中，全国的县城正次第变成大工地，却兜头遇上监管泼下的冷水，融资渠道全面收紧。
当银根在极松和极紧之间摇摆，县级融资平台就是其中那个最危险的秋千。
捉襟见肘的县级政府，正在纷纷抓住信托这根稻草。
赵保军是安徽一家县级地方融资平台的一把手。过去半年，他所在的县城投公司，通过安徽国元信托募资1.6亿元。
这笔两年期的信托融资成本极高，年利率为12%，接近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而且，对一个净资产约30亿、负债三十多亿的平台公司来说，这点融资实属杯水车薪。但赵保军说，“我们别无选择。”
在中国的城市经济序列中，县是最基本的单元。作为经济建设的“底盘”，全国两千多个县正次第进入城市发展的一轮热潮，却在基建锣声正密时兜头赶上监管泼下的冷水，融资渠道全面收紧。
没有关死的渠道所剩无几，而信托正是“矮子中的将军”，也因此突然受到青睐。
信托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因为可以横跨实业、信贷、股票等各种市场，具有银行、证券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在中国自萌芽之日就承担着金融创新的功能，但也因被地方政府作为融资工具大加使用而引发过大整顿，此后发展缓慢，直到最近五六年才迎来重新繁荣。
但信托正在卷土重来。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截至2012年9月12日，仅安徽国元信托一家2012年就已发行45个区县级平台公司信托项目，占所有集合信托项目近六成，而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三成。
2011年全国信托业务收入前两位的中融信托、中信信托也纷纷转向这一新领域。
截至2012年8月，中融信托2012年新成立的集合信托中，区县级平台公司占据半壁江山。在中信信托2011年发行的102只集合信托项目中，区县级融资平台仅有一只，而2012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两成。
“尽管信托这个管道并不好，但对一些县级的平台来说，信托现在几乎是唯一的通道。”国元证券一位内部人士说。
“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
“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赵保军说，“对我们县级平台的政策已经近两年没有松动了，资金能调的基本上都调过了。”
2009年前后，伴随“四万亿”投放，举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跃进”。
银根宽松。赵保军所在的县级平台公司几乎从未为筹钱发过愁，从商业银行贷款“一个星期就可以放出来”。
但一场尖锐的社会讨论由此引发，监管层心生警惕，展开对地方债务的摸底和清查。
2010年7月，银监会下发244号“特急文件”，要求清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监管随后层层加码。2011年，全国一万多家平台公司被银监会列入一份“名单”。2012年6月下发的191号文规定，对于到期平台贷，一律不得展期或以各种方式借新还旧，仅可对公路和保障性住房新增贷款。而名单系统之外的平台公司则直接被剥夺获得贷款的资格。
2012年，银监会又下发12号文，要求各银行在原有“名单制”的基础上，对融资平台按照“支持类、维持类和压缩类”进行信贷分类。
大多数县级融资平台的贷款，归属上述名单中的“压缩类”。这意味着，严控之下，县级平台的商业银行融资渠道冻结。
事实上，从2010年8月开始，赵保军所在的这家县级城投就开始被商业银行陆续收贷，工农中建、徽商银行，无一例外。
另一个渠道——城投债，也被发改委严控。
其设置的“21111”规则将绝大部分县级城投挡在了门外——每个省会城市最多有2家融资平台申请发债；地级市允许1家；直辖市申报城投项目没有限制，但所属任一区仅可同时申报1家；国家级开发区、保税区、百强县，可以各单独申报1家，不占用市级名额。
那些非百强县的两千多个县，便只能与市级平台公司争夺发债名额。毫无疑问，县级城投落于下风。
而对资质要求更高的平台类短融、中期票据，更无县级平台的立身之地——公开数据显示，从2012年年初至8月，所有的短融中票均为地级市及以上级别平台公司发行。
安徽省黄山市一家区级平台公司，曾尝试打破城投平台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的限制。
尽管券商投行很感兴趣，但上交所给出的口头答复是，“虽然法律法规不禁止，但是不合适”。
而2012年8月6日由国家开发银行主承销的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40亿元城投类私募债，被外界解读为城投类私募债“破冰”。
“这种债，对于整体规模有比较高的门槛。很多中小融资平台只能看看，没有什么动作可以做。”一位常做城投公司业务的律师说。
“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赵保军说，“对我们县级平台的政策已经近两年没有松动了，资金能调的基本上都调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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