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双层保险”
翻阅各种信托产品的说明书，不难发现，财政兜底的砝码普遍存在于这些地方融资平台的信托计划中。
这些地方融资平台的信托，大多有企业担保，部分有土地抵押。
事实上，这些信托计划更大的卖点在于，政府隐形信用的背书。
据上述国元证券内部人士介绍，如果认购信托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信托公司会出具一份当地人大的批复，内容包括当地人大同意当地政府向国元信托融资，并会将未来几年的还款本息纳入财政预算。
“财政兜底这个词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出具这份文件。加上担保公司担保，相当于双层保险。”他说。
“不能说”的原因是，这一做法曾在2010年6月被国务院发文明令禁止。
而翻阅各种信托产品的说明书，不难发现，财政兜底依然普遍存在。
以中融信托发行的“和平系列”信托计划为例，该计划风险控制措施中明确标明“沈阳市和平区人大将出具决议，将沈阳市和平区长白管委会应向和平国资公司支付的项目回购
款纳入沈阳市和平区年度财政预算”，并且财政局还将出具财政资金安排文件，承诺“优先以和平区人民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支付到期债务，若仍不足支付的，由其督促安排资金支付到期债务”。
在信托公司内部，对潜在风险并无担忧。“从2004年开始到2011年年底，我们发行了六百多亿的信托计划，到2011年年底清算二百多亿，没有一笔出现问题。”上述国元信托人士说。
令人担忧的未来
眼下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的热浪又已袭来。新的钱，从哪来？而即便是融资条件开闸，借了的钱，又该怎么还？
事实上，平台贷款的整体风险有所恶化。
广发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12年6月末，全国共有10682家统计在列的平台，其中无覆盖占比约20%，意味着这部分平台公司自身现金流只能覆盖不到三成的贷款本息。而近500家平台公司，在退出监管名单后，因风险再次抬升，而重新回到监管名单上。
表面上，赵保军所在平台公司净资产达到30亿，债务率不到60%，低于银监会规定70%的警戒线。
但这些平台公司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是，庞大的净资产看上去很美，但多为政府为降低平台公司负债率而直接注入的资金和土地，变现能力差，缺乏经营性收入。
一边是信托融资少则1分的月息，一边却是几乎不产生效益的市政工程。
“未来还款来源还是依靠上级拨款，和政府卖地收入。”赵保军说。
事实上，由于一般预算收入多数对应预算内支出，不能被挪作他用，“财政兜底”中所谓纳入财政预算，通常是纳入预算外支出。而与此对应的土地类基金收入其实并不稳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县城，土地出让金收入与更大的城市比起来并不高（通常远远低于总收入的一半），而税收通常占总收入的绝大部分。比如，在赵保军所在的县，税收占该县财政收入的88%，土地出让收入十分有限。
这意味着，还款来源并不可靠。而业内人士同样担心，出于对GDP增量的要求，习惯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政府，未来的投资支出还会不断扩大。
“会形成从可支配财政数据和增长率看具备还款能力这样一个含糊的结论，实际上项目安全已经依赖地方政府的信用。”五矿信托吕建文曾撰文指出。
“作为经历过1993年调控余波的人，对于向政府官员追债过程的艰辛至今仍有余悸。”吕建文写道。
“政府跟企业一样，2008年也是投资高峰期。中小企业没有政府这么多资源，银行一收贷，没有资金来源就倒了。但是政府有很多资源，可以注入建设资金、土地。”赵保军说，“政府还没到最最困难的时候，但如果再像这样一年两年，各级政府的情况就很难说了。”
现在，赵保军碰到邻县的融资平台老板，大家谈论的话题都是国家的政策到底会不会放松。
他仍旧忧心忡忡，控制平台公司的风险没有错，可是眼下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的热浪又已袭来——新的钱，从哪来？而即便是融资条件开闸，借了的钱，又该怎么还？（记者 樊殿华）
（应采访对象要求，赵保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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