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破8”时代到来，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本届政府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增加？地方债和影子银行会不会引发危机，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造成系统性影响？如何评价过去运行了近20年的城投公司模式？本届政府宏观调控的思维为何是以调结构为主？如何判断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等，就这些问题，南都专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

　　“调结构是本届政府的基本思路”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这一轮经济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张军：原因很简单，之前几年靠刺激需求推得太高了，不能维持下去。中国经济近两年的增速开始逐步回落，现在跌破8%，首先要想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的增速可以由超高的需求来维持吗？我说的需求，即是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因为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被刺激出来的需求不能持续维持，与吃兴奋剂一个道理。难以支撑之前高速增长下供给方面的产能。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企业开工不足，投资意向下滑，财务和盈利状况恶化，包括之前很多行业，像钢铁、家装等。最近公布的五大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也不如预期。

　　所以，中国经济这两年增速下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总需求在此之前被刺激，推得太高了。2008年之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刺激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信贷投放，通过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平台，推高了投资的需求。这些资金大部分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业，房价飙涨。因为打了这针力度很大的兴奋剂，经济出现了短期内的繁荣。不仅地产业，还包括与此相关的钢铁，家装，建材等行业，这些派[最新消息 价格 户型 点评]生的需求都被拉起。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需求增长，当然不能维持。

　　只要政府回过头来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冷静的低力度干预，经济增速自然就会回落。需求的背后是信贷，信贷的背后是债务，所以一旦经济下滑，马上就会出现地方债务会不会有风险，债务链条会不会断裂，支付上会不会有问题等。现在中国就进入了债务的收缩期。

　　第二个原因是政策在短期内是维持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量，经济回落时，政府可以动用货币或财政政策，阻止经济下滑。但过去两年，经济下滑的势头没有扭转，回头看是政府没有动用政策，搞宏观调控呢？基本没有。中央政府容忍了这次经济的下滑。虽然它不是袖手旁观，但显然不想重复前届政府的那种做法。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本届政府为什么会作出这种选择？

　　南都：这里请允许先打断一下。2007年底发生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迅速放宽了购房政策，在信贷利率优惠和首付等方面刺激房地产需求。房价迅速飙涨，后政府不得不又回头重新调整，在2010年底搞严厉的限购限价政策。这轮经济下滑与政府对房地产业调控的思路不清，来回搞折返跑，有没有关系？

　　张军：当然有关系。先刺激后抑制，会导致企业大面积的决策失误，很多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后限购限贷，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甚至限制银行的信贷方向，总需求当然会迅速回落。

　　南都：本届政府为何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增加了？

　　张军：这反映了本届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思路和取向。中国经济增长到今天这种状况，速度稍低一点未必是什么太坏的事。但我认为大幅度降速肯定是坏事。速度低一点可以进行一些结构性调整，把经济拉到产业升级的轨道上来。经济不是原地踏步，可以慢一点，但慢一点不是没有方向，而是要着手产业升级。当然，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经济能否成功升级现在还不清楚，但调结构，促升级是一个基本的思路，所以就增大了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

　　李克强总理也给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上下限问题，这种思路是过去30年中，中央政府没有出现过的。只要经济不滑出下限，中央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调结构，而不是稳增长。若经济增长滑出了下限，才会回到稳增长上来。

　　地方债是一个可化解的问题

　　南都：伴随着这一轮的经济下滑，去年有两个问题引发普遍关注，就是地方债和影子银行问题。在你看来，这两个问题会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构成多大的影响，会引发危机吗？

　　张军：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确构成一个问题。当经济增速下滑，收入下滑，地方债务的偿还能否持续，银行表外的的信贷业务扩张会不会带来危机，自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引发普遍的关注。其实，回头来想一想，这些都是当初打兴奋剂的恶果。

　　会不会带来危机？其实是说地方债和银子银行问题有没有解决？会不会对经济造成系统性的影响？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国际上的一些投行，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唱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两个问题，说中国解决不了。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

　　地方债近年累积的速度确实比较快，各种不同的统计口径是总量大致已高达17万亿，但实际上占GDP的比重连30%都不到。与全球其他国家比，在规模上并不大，是可控的，也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100%以上。但规模不大，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一些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县市的确欠了不少债，这些债务怎么解决？发达地区相对要好很多，所以地方债的问题，反映在中国各地是不对称的。这些债务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县市。

　　其次，若出现风险，中国有没有办法解决。在我看来，中国有足够的办法解决。这些办法包括转移支付，因为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远远好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是可以展期，这些债务的债权人都是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上世纪90年代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当时为了处理这些债务，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即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债务重组。这种方式中国仍旧可以再用。

　　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问题，在其可能引发风险之前，要当做一个问题事先化解掉，早解决比迟解决要好。从去年的动作看，中央政府对此也是足够重视的。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些债务产生的机制，把源头断掉。从中长期来看，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要改革。地方政府为了增强竞争力，融资去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的，但这种以土地做抵押的城投公司模式可能要改，要转向利用金融和资本市场，以市场化的方式公开发行债券。

　　公开、透明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基本准则。这就牵扯到影子银行的问题。现在的这种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问题就集中在不公开透明上，以至于审计署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搞清楚。这比债务规模本身的风险更高。

　　南都：也有一种声音，是认为地方政府以平整后的土地作抵押，向银行或资本市场融资，风险不足为虑。因为现在的银行早已不是国有的银行，而是独立核算的股份银行，产权界定清晰，若借钱给地方政府有巨大的风险，它们不会那么蠢就借了。恰是中央政府的这轮限价限购的严厉调控，致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卖不出去，整个的债务链条才有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