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子女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还可以从制度设计上激发民众的养老热情，像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减免税务鼓励纳税人赡养父母。
一些老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自我“检讨”，不外乎两点原因，一来他们年老体弱，失去了挣钱能力，吃穿用乃至看病皆需儿女孝敬，感觉过意不去，给孩子添麻烦了;二来有些做子女的不孝顺，对父母不恭不敬、不孝不顺，时不时流出嫌弃之意，甚至虐待老人，老人困苦无奈之下备感自己是子女的累赘。
需要告诉那些认为自己是家庭负担的老人，切莫再有这种想法。一方面你们不是负担。另一方面，即便是负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子女赡养，这是权利。子女赡养老人，是法定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当然，时代在变，养儿防老并不可靠。国家有责任让每个公民晚年有保障、有尊严，特别是那些农村老人，他们的子女谋生艰难，养老能力薄弱，政府就应该伸出援手。此外，还可以从制度设计上激发民众的养老热情，像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减免税务鼓励纳税人赡养父母。这可为我们所借鉴。
子女不孝和被社会边缘化
首先看家庭，我们要知道，靠子女供养者，如果自认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子女家庭不富足，或子女不够孝心，哪怕经济再富足也舍不得在父母身上多花一点钱。看到子女供养不容易或不情愿供养，老人心里自然有了“负担”。至于那些靠养老金供养的老人，如果和儿女住在一起，而儿女又不情愿照顾老人，或对老人的衰老迟钝产生嫌烦，虽然子女照顾老人是应尽的义务，可历来处处为子女考虑的中国父母，心里有了“负担”也在情理之中。
再来看社会。我们的社会还没有为“老龄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其实，我们无法指望老年人完全融入主流社会，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杨振宁，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超级富豪或退休政治家，他们可以退而不休，即使退休了，依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欢迎，甚至依然受到主流社会“年轻人”(相对老年人而言)的崇拜。现实社会是，老年人往往被社会屏蔽或边缘化：老年人想再读大学，会被别人不理解;老年人想参加选秀节目，会被人看作老不正经;老年人失去老伴后想再结婚，会被子女斥为“荒唐”。如此现实背景下，大多老年人一退休，就意味着退出“社会”，似乎主流社会并不属于他们，老年人能不自觉“多余”、能不自认“负担”吗?
须走制度创新之路
破解养老难题不能总是埋怨“人多、钱紧、资源少”，而需要着眼于上述特点，走一条推动“中国式养老”健康发展的创新之路。一方面，要创新思维和观念，针对“人多、钱紧、资源少”的矛盾进行规划和设计，利用现有各种资源和优势进行整合和延伸，从而把养老工作做深、做细、做实。绝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去走“空想”和“务虚”路线，最终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而最主要的就是创新制度和方法，建立公办、市场、居家“三位一体”的养老模式。比如，既然公立养老机构少、私立养老机构贵，能不能鼓励社区多开办一些类似幼儿园、托儿所的“托老所”?很多老人并不愿意去养老院，但平时子女不在身边或者上班，白天无法照料，如果老人像幼儿时上幼儿园一样，白天托管在“托老所”，既实现了养老社区化，又降低了养老的成本。此外，是不是还可以创新和推出“养老师”这一行业?通过培训和资格认证，让“养老师”负责社区中多个老人的托管，每天定时定点巡视，帮助老人处理简单事务，提供健康咨询、保健和饮食服务等，实现高质量的“居家养老”。“养老师”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保姆”，是一种保障养老的专业人员，有了这样一支队伍，不仅能够扩大就业，而且能够解决部分养老难题。
最后，解决养老难题，还需要走多元化、优惠化的道路，对从事养老的单位、企业乃至个人，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优惠，盘活社会各种养老资源，把养老做成一种产业、一种市场化的服务、一种老有所养的社会环境，让养老业发达兴旺起来，才能摆脱养老面临的诸多困境。否则，不去务实性地抓养老的基础性工作，不去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发展壮大养老事业，却总在打多收养老金的主意，或者总是抱怨“人多、钱紧、资源少”，显然，这种思维和观念是没有跟上时代发展节奏，还在怨天尤人，甚至是在破解养老难题上的“不求甚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