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合理参照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调整反腐思路，优化反腐治理策略，结合新时期反腐环境、方式的变化，制定更为科学的预防、监督、处理一体化的反腐操作体系，有助于实现党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地位的稳固、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以及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

　　新形势下，我党反腐工作应根据实际调整和改进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时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近年来，国际、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均发生了明显变化，各种良莠不齐的意识观念不可避免地流入了党内，这就使得反腐工作开始面临党员干部价值观念纷繁复杂、文化素养参差不齐、教育与改造难度增加等诸多问题。反腐工作关乎我党执政地位的稳固、长久，影响着社会、国家发展的长治久安，更涉及到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故而在新时期，我党的反腐工作也应根据实际进行调整和改进。

　　在这一背景之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通过借鉴我国古代廉政文化中“以义取利”的处事标准，引导党员干部形成恪守“民惟邦本”的价值取向，并促使其践行勤政清廉的政治观念，从精神感染、思想改造等层面出发，去充分荡涤当前的腐败现象与不良风气。具体而言，我党的反腐工作应当从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加快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倡导守法与自律的人际关系以及推广网络反腐、群众参与等方面进行重点突破，着力细化个人问责与权力清单管理机制，推动选人、管人、用人制度的创新，构建清正、和谐的政治文化体系，加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作，积极利用传统廉政文化资源推进反腐，走出一条继承传统而又适应当今的反腐路径。

　　我国传统廉政文化的题中之义

　　持守“以义取利”的处事标准。“义利之辩”是影响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士人群体、官僚阶层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利益认知观。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就倡导“君子之义”“养心寡欲”，注重人格的清正、耿直，不为金钱所诱惑而丧失基本的道德操守。到了宋代，程颢提出了“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的观念，这也启示我们应当时时刻刻坚守正义和信义，这是品德高尚之人的基本素养。而朱熹则依据孟子的“舍生取义”学说，进一步明确了“不可先言利”“以义制利”等价值判断标准。当下，我们应积极利用“义利之辩”这一传统智慧，指导党员、干部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树立清廉、公正、信义的道德标准，约束自身的言行，从而保持党员干部作风的清正廉洁。

　　恪守“民惟邦本”的价值取向。“民本”思想是基于“民惟邦本”这一理念而形成的传统廉政文化的又一重要理论，曾长期构成儒家政治文化的主体。“民惟邦本”这一观念出自《尚书》：“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作为民本思想的理论来源，“民惟邦本”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政治观念。孟子是我国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所倡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念，又是对“民惟邦本”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与升华，推动了我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当前，在党内集中推广“民惟邦本”这一传统的廉政文化思想，传承亲民、保民的价值理念，能够有效提高党员素养，使其自觉抵制腐朽、堕落思想的侵蚀。

　　践行勤政清廉的政治观念。我国古代廉政文化之所以能够留存至今，不仅是因其丰富的哲学理论基础作为支撑，也有赖于长期的制度保障与维护。因而，结合当前的形势，取法古代廉政制度中的有益成分，在道德素质培养、配套法律惩戒这两方面双管齐下，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治理模式。

　　反腐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

　　反腐败斗争关乎我党执政地位的稳固、长久。我党执政地位的获得，是历史潮流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大众之民心所向。而在当前我国发展的新时期，个别党员、干部因为受到拜金主义、官本位主义、享乐主义等腐化思想的侵蚀，出现了滥用职权、谋私获利、渎职贪污等违纪、违法行为。这些腐败行为不仅对党的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构建清廉、无私、公正的政治文化环境。

　　反腐倡廉决定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为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管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社会能否得到稳定、协调的发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一直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机制的建设，努力发挥自身对社会、国家的领导作用。为顺利开展反腐败工作，防范党内出现腐化现象，从管理层面上为社会、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就有必要大力推进反腐倡廉。

　　反腐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群众路线，确立公仆意识，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才能真正落实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治理理念。腐败行为的出现，不仅践踏了党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还严重干扰了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所以，必须加大反腐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履行党的宗旨，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与支持。

　　汲取传统廉政文化，推进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

　　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细化个人问责与权力清单管理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参照传统廉政制度，落实对党员、干部权责的划分，通过继续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鼓励党内定期开展以督导创新为主题的研究、讨论活动，保持监督机制的与时俱进。明确个人问责机制，严格将权责追究至个人，提升惩戒力度。

　　优化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推动选人、管人、用人制度的创新。在贯彻纪检双重领导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在各级党委内部推广定期巡视制度，增加不定期突击检查、通报。同时，还要鼓励党员积极建言献策，借助考评机制，大胆启用职业能力过硬、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干部，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选拔管理模式，增加反腐的新点子、新路子，不断推动机制创新。

　　倡导守法、自律的人际关系，构建清正、和谐的政治文化体系。积极推动新时期党内文化体系的建设，加大在各级地方党委之中的宣传力度，通过规范的培训、考核，促使党员形成清正奉公、和谐无私的公仆意识，督导自身严于律己、杜绝以权谋私。

　　推广网络反腐与群众参与，加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作。借鉴传统廉政制度中的广开言路等思维，合理利用互联网平台，鼓励民众进行反腐工作的线上讨论、规范举报，保障民众对于当前我党反腐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同时，也要号召广大党员及时接受、学习最新的反腐法规与指导思想，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以身作则，遵守党纪法规，实现依法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同步推进。

　　（作者：云南民族大学 陈津云）

　　【参考文献】

　　①刘文海：《和谐社会解决矛盾的两种基本方式》，《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年第2期。

　　②杨英法：《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比较研究》，《北方论丛》，2012年第6期。

　　③谢俊、代金平：《网络视域下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现状与路径选择》，《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④田旭明、沈其新：《建构制度生态：新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新亮点》，《理论探讨》，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