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钩沉】

　　纵观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史，卓越的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必须与农民发生最根本的联系。为此，我们党在宣传、教育、引导和动员农民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形成了全面丰富、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并对当代农村宣传工作的发展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农村宣传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革命时，经常使用宣传、宣传工作和政治宣传等概念，并非常强调宣传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要求大家“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列宁同样高度重视“宣传鼓动工作”，强调它“始终应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都高度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村宣传工作，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彭湃、阮啸仙等都作过一系列科学论述，为推动农村宣传工作，动员农民投身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独秀在编辑出版《新青年》等刊物的同时，还先后撰写了《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农民问题与农民革命进行探讨。他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因此，他主张以教育和宣传先行，农暇时给农民讲授文字及世界大势，宣传“排斥外力”“打倒军阀”“限田”“限租”“推翻官僚劣绅”，引导农民参加革命，实现农民的解放。李大钊不仅亲自领导过北方农运，而且还撰写了《青年与农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章，并通过与俄国农民革命的比较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他呼吁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到乡村去”，开展组织联络、教书识字与“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使农民认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及其应走的道路”，为夺取国民革命的胜利而战斗。

　　毛泽东先后在广州、武汉主办中央农讲所，编辑出版《农民问题丛刊》，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思想。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号召全党深入农民，引导他们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称赞“普及政治宣传”的作用，强调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都可以使农民如同进政治学校一样受到教育。他还在《长冈乡调查》中肯定乡村宣传队的作用，强调要“专门研究宣传材料和宣传方法”，使农民了解和接受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

　　此外，彭湃、阮啸仙、沈定一等早期农民运动的实践家，在领导广东、浙江等地农运的过程中，对农村宣传工作也进行了深入探索与总结。我们党关于农村宣传工作的深刻认识和丰富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时也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组建扎根基层的宣传工作队伍

　　张闻天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指出：“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缺一。”党非常注重农村宣传的组织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优良、服务意识强烈、愿意扎根基层的宣传队伍，为党的宣传事业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1921年8月，中共一大后即成立中央宣传局，一年后组建中央宣传部，并先后更名为教育宣传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和宣传委员会等，李达、蔡和森、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陆定一等先后担任宣传工作领导职务。1923年10月，中共颁发《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教宣委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等单位，负责《新青年》《前锋》《向导》等刊物与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并要求“各地方委员会中当选定一人负教育宣传之责”。在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地方各级党组织都设有宣传部门，建构起自上而下、统一领导、各司其职的组织结构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农村组建宣传网，推动“宣传下乡”不断形成新的高潮。1951年1月，中央颁发《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在农村中，区委员会应当建立宣传员传授站的制度，由区委委员经常分别召集几个支部的宣传员或宣传员的代表，传授宣传内容和宣传方法，分发和讲解宣传资料。”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一个以报告员和宣传员为骨干、覆盖全国农村的宣传网迅速建立起来。1980年1月，中宣部发表《关于加强当前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强调要“建立一支由报告员、辅导员和宣传员等组成的基层群众宣传队伍，使基层宣传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对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历史上看，农村宣传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宣传干部队伍，主要是各市、县、乡、镇的专职宣传干部，具体从事农村宣传工作的管理事务，负责政策宣传、上情下达和信息交流等工作。二是专职宣传队伍，主要是各市县的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与通讯员，农村文化站、图书馆与文艺队的工作人员，这是农村宣传的主力军。三是兼职宣传人员，主要是乡镇村组干部、共青团员、中小学教师、离退休干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这三部分宣传工作人员不仅具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和一定的理论修养，而且扎根农村基层，成为党中央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加强农村宣传的制度体系建设

　　我们党在领导农村宣传的实践探索中，逐步摸索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体现鲜明的时代性、政治性和科学性的宣传制度体系，为保障农村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决定与指示等，包括大革命时期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和《关于宣传部工作决议案》，抗战时期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改革开放后的《关于加强当前农村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等，对农村宣传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和行动指导。

　　在农村宣传工作中，“党管宣传”总揽全局，从市县到乡镇、再到各村组，各级党委都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各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宣传工作体制，从而使党的政治路线与方针政策得到有效传播与贯彻落实。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还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实际需要，在宣传机构设置、人员与业务管理、图书与报刊出版、新闻稿件刊发、文艺作品的发表和公演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在抗战时期，中央西北局规定各分区党报的稿件均须经地委宣传部长审阅，重要社论和稿件还须经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议定。文艺作品（戏剧、文学、美术、歌曲等）的公演或发表，须经同级宣传部的审查并报备。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宣传部门出台宣传计划、工作总结汇报制度，对各级地方宣传机构和人员加以规范，华东局还制订了《稿件的处理及审查规则》，以加强对新闻出版的管理。从实践效果来看，通过颁发一系列对新闻、出版、文艺方面的管理制度与条例，既可以加强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新闻媒体与文化单位的制度体系建设，保证党对农村宣传工作的领导，又有利于强化责任监督与有效管理，促进政策信息的上传下达与民意的有效沟通，真正使宣传工作落到实处。

　　注重宣传方式方法的探索创新

　　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积极探索宣传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用以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教育引导农民参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从历史上看，中共早期对农民宣传的媒介主要是报纸、杂志、画报、传单等纸质媒介。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创办了《中国农民》《犁头》等大批农运刊物，但这些刊物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毛泽东还亲自主编《农民问题丛刊》，对推动农民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人陈翰笙、薛暮桥等主办《中国农村》杂志，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农村改良主义，指导抗日救亡运动，在当时影响极大。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传媒发展迅猛，报刊数量不断增长。1950年，农业期刊有55种。1954年，面向农民的报纸达23家。1980年，《中国农民报》创刊，1985年更名为《农民日报》，邓小平亲笔题写刊名。除此之外，《人民日报》及各种党报、党刊等，均开辟有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专栏。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广播、电视与网络等传媒在农村历经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广泛普及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开始建立广播收音网，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基本普及有线广播。尤其是实施“村村通工程”以来，农村电话网、有线电视网、互联网等迅速普及，成为宣传党和政府声音的重要工具。

　　我们党对农村宣传工作方式方法的探索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样化。仅在《毛泽东选集》中就提到十几种，如标语、图画、歌谣、壁报、讲演、群众大会、谈话、传单、布告、宣言、报纸、书册、戏剧、电影、募捐活动等。在农村地区，墙体就是宣传的重要载体，各种标语、口号、墙报等成为一道特殊景观，至于广播电视及网络信息发展起来之后方式方法就更加多样了。二是通俗化。由于农民识字不多，文化水平有限，故通常选择一些身边的人和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再加上一些活泼有趣的故事等，用以增强宣传效果。三是实践性。举办读书、座谈、演说、游行、文艺表演和观看影视片活动，参观烈士陵园、纪念馆和博物馆，到工矿企业和建设工地劳动参观，与专家学者进行交流互动，让先进典型现身说法等，通过富有实践性、创新性的活动来实现宣传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需要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加强农村宣传思想工作。(作者：毕耕 刘瑞琪 柳杨 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农村宣传史研究”成果）

　　《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1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