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十年。全球经济是否已经走出危机的阴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认为，次贷危机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回顾2016年的国际经济表现，也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和货币政策呈现进一步分化和不平衡的特点。在次贷危机爆发十周年之际，重新审视这一轮危机的演变，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

　　对于次贷危机，恐怕很多人还记忆犹新。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际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此后，主要经济体采取大规模扩张政策予以应对。

　　2009年底，人们认为危机逐渐远去、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此时，以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为源头的欧债危机初露锋芒，并在经历发展、蔓延、升级等阶段之后，最终演变为欧债危机。2011年8月，标普下调美国长期主权债务评级，又引发了一轮新的美债危机。面对重重困难，发达经济体一再使用货币宽松的工具，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之后，伴随各国经济复苏进程的不平衡，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取向开始分化。

　　总的来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具有负面的溢出效应，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201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金融脆弱性上升。新的一年，美联储加息及欧日量化宽松等政策分化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仍给全球带来挑战。

　　三次危机源于“两种失衡”

　　从根源上看，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债危机这三次危机是由“失衡的全球化”所造成的，其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两种失衡”。

　　实体经济失衡包括各国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内部失衡表现为：以美国和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五国英文首字母的合成词）为代表的经济体长期超前消费、收不抵支；以亚洲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经济体内劳动力勤劳工作和积极储蓄。外部失衡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经济体长期贸易逆差、美元流出，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美元。

　　金融经济失衡是由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失衡带来的，包括两个层面：全球范围的“中心—外围”失衡和区域范围的“中心—外围”失衡。全球范围的“中心—外围”失衡是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在全世界以很低成本获得资源，使实体经济失衡得以持续和放大。区域范围的“中心—外围”失衡的代表是欧元区，“后进拖累先进”的机制使中心国被外围国牵制。

　　相关危机还反映了世界的“东西失衡”和某种意义上的“南北失衡”。研究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是出口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过度消费型。欧债危机反映了欧元区的“南北失衡”：以PIIGS 为代表的南方国家是超前消费型；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国家是勤劳工作型，多来年工资上涨幅度不大，以保持出口的成本优势。

　　“两种失衡”同时带来了国家、企业、个人、中央银行等不同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次贷危机爆发十周年后重新审视可以发现，金融危机更像连锁店的扩张。首先，第一家分店是在美国开的，主要原因是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全线崩溃。其次，这个连锁店开到了欧洲，表现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即意味着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崩溃。然后，金融危机又影响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借入大量的储备型货币，不得不同时拿出相应的本币来支持。一旦美联储加息，这些资本就会疯狂逃离新兴市场，就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在此过程中，不断膨胀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最终将面临一个“审判”。

　　如何平稳渡过“黑天鹅湖”

　　如果把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债危机看作一只只单飞的“黑天鹅”，那2016年的世界就呈现了一幅“黑天鹅湖”的景象。要想平稳渡过这个“黑天鹅湖”，需要同舟共济、同心共力、彼此包容的“新全球化”。

　　“新全球化”是指更可持续、合理、均衡，以创新、普惠、共享和包容为引领的全球化。它要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实体经济、金融领域的发言权、影响力和规则制订权，改变“两种失衡”的状况；它要求各国同舟共济，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全球分工合作，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带动的“逆全球化”。

　　对于中国而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应对挑战的重要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着力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重点任务。第一，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将相应的债务负担减下来，同时严格控制贷款用途，防止债务资金流入非实体经济领域；第二，增加有效供给，培育新的发展动力；第三，加快推进国企改革，争取实质性突破；第四，上述各项工作的核心是移杠杆，即资本存量的调整和修复。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核心是通过移杠杆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政府资产负债表和金融体系资产负债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中国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选择，也是中国积极推动“新全球化”的贡献。

　　（作者：尹应凯　邵宇 分别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