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的“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怎样看待我们走过的路？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回答，以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此路不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失败

　　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日本成功的经验证明了中国不仅需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还需要从制度上学习西方。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彻底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在相继出现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危机压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实质上是瓦解封建政权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虽然在资产阶级中对改变现有政治体制上始终存在着“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无论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却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锟贿选以及不断的军阀混战，使得社会黑暗到了极点；而巴黎和会成为分赃会议则进一步暴露出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这些都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在这个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孙中山“以俄为师”和国共合作。

　　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也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的时代。就南京国民党政府来说，其目的还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种目标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挤压：一是来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旧势力的挤压，他们反对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二是来自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数众多的工农的挤压，他们因贫困、甚至没有活路而对现政权严重不满，要求进行激烈的改革，如迅速实行“耕者有其田”；三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欧美绥靖政策的挤压，它们不能容许一个独立完整的中国存在。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和影响都很大。

　　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其独裁统治不仅遭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和农民的反对，也遭到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对，因此在抗战胜利后爆发的内战中，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打败，被赶出大陆。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

　　突破“贫困陷阱”：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使得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需要建立起保障国家安全的现代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经过百余年战乱、经济上贫穷落后的国家，资金非常匮乏。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内部积累为特点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的苏联创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新中国就具有了非常强的吸引力。

　　新中国成立时，一百多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衰弱。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1936年为例，其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依次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这说明投资率极低，6年中甚至有4年为负数。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匮乏问题。1949年，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政策的白皮书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人口众多是基本国情之一，这决定了中国人均资源的相对稀少。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与耕地的矛盾由来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的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形成农业的过度开发。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4167亿人口，其中4.8402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而当时中国的人均耕地仅2.65亩，人均粮食仅209公斤，尚不能解决温饱。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供给立即捉襟见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选择：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由市场配置资源，按照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先发展农业，再发展轻工业，最后大规模发展重工业。这在今天看来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时根据历史教训和朝鲜战争、台海危机的现实，中国不能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产品拿到国家手里，压低和平均分配消费品，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后者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因此，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柳暗花明：中国开辟了社会主义新道路

　　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于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的经济落后的国家。而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同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依靠高度集权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那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替代市场而取得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高积累优势，随着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增加，就被计划经济的僵化和低效所抵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问题只是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怎样确定，这种变革需要支付多大成本、如何顺利进行。

　　在20世纪后半期，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对内没有解决好三个问题：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导致了经济衰退和党脱离了人民；在对外方面，也没有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苏分裂）；二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冷战）；三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侵略阿富汗）。因此苏联内外交困，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种纠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的诱导。

　　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两个重要认识转变基础之上的。一是对社会主义的判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革”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二是对战争问题的认识：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和平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

　　四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大陆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拥有13亿人口和人均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人均收入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0美元，达到了今天的8000多美元，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其中货物贸易额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值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4%提高到接近14%。2014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中国由自古以来的被动开放转变为1978年以后的主动向西方世界开放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自东向西开拓交流通道和惠及沿途国家，这标志着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的历史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自西方向东方传播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自从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兴起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世界的潮头，并担负起引领世界发展的历史责任，20世纪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失败了，21世纪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不仅要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还要回答和解决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的难题。

　　“行百里者半九十”，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还应该看到这最后冲刺的30多年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达到目标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有很多困难需要我们去克服。

　　从经济发展来看，如何实现“双中高”目标，如何从世界产业链条中的第三梯队上升到第二梯队，以及在创新能力上与美国相比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解决“贫富分化”这个世界性难题面前，中国能否提出解决办法并为全球提供榜样，最终决定着社会主义能否复兴。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在城乡关系方面，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以及如何完善民主政治并充分显示出比西方民主政治更具优势方面，也都存在一些难题，解决这些问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由此带动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

　　总之，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并愈演愈烈，资本主义内部也出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动力，而社会主义彻底取代资本主义，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根本上和全球来看，一方面是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还没有真正掌握和驾驭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中国今天的发展就是在创造这些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国的每一步发展，每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都是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国可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历史定力。（武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