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奇迹”与“话语贫困”的背反,构成了一个迫切需要我们面对和解决的难题。

　　在国际话语场,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做“行动上的巨人、语言上的矮子”

　　实践是最好的裁判,过去3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模式是全球表现最好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还只是一个行动上的巨人,语言上的矮子。在国际话语场,“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几乎完全由西方话语主导和控制。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政治家,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普通大众,都存在对中国道路的揣测性解读和任意发挥,“中国模式”成为了一个随意涂抹的角色,已经没有了自身独特的规定性和确定性,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经济强国、世界大国,没有人可以否认或轻视。但同时,在国际话语场,中国依然是一个轻言少语、沉默寡言的巨人,“话语赤字”、“思想赤字”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话语权建设工作,频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有了明显提升,“中国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但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我们的话语劣势还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话语议题由西方设定,话语规则由西方制定,话语进程由西方主导,话语内容由西方提供,话语真伪由西方裁判,分析范式由西方创造,“西方”二字似乎成了话语标准、话语权威和话语真理性的担保。回顾近三十年来的话语变迁,我们惊讶地发现,西方话语对中国情有独钟,丝毫不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话语争锋,“历史终结论”影射中国,“文明冲突论”直指中国,“大国责任论”捧杀中国,“中国破溃论”棒杀中国,“非洲殖民论”干扰中国,“中国霸权论”恫吓中国,“中国威胁论”孤立中国,“普世价值论”重塑中国,“价值观外交”围堵中国,“霸权稳定论”遏制中国,“民主和平论”忽悠中国,“南海航行自由论”依然剑指中国。此外,西方还在涉藏、涉疆、涉台、涉恐、涉暴、涉独等问题上制造话语,挑拨离间,混淆是非,试图干扰中国的和平崛起,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然,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崛起,话语体系的建构相对滞后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时至今日,“中国道路”已经铺就,“中国故事”举世流传,“中国崛起”已成事实。“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不能再继续了,“话语贫困”的帽子该脱掉了。一句话,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也应该得到相称的体现。

　　复归路向、复古路向、西化路向,都不可能成为建构中国话语的合适方案

　　中国话语建构,事关中国的道路自信,事关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事关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但是,究竟该用一套什么样的话语来阐释“中国道路”,这似乎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重叠加,构成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非常独特的历史语境。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无法选择的,也是无可回避的,对传统、对现代、对后现代的共时性反思都在考验我们:中国究竟该如何发声?

　　有人提供了这样三套方案供我们选择。这些方案中,有的是我们自己习得的,有的是祖宗留下的,有的是别人“慷慨赠送”的。

　　第一套方案是教条主义者推崇的方案。他们认为,马恩的话语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体系,它自创立以来始终参与了世界的理性塑造,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马恩的话语即是当代中国的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即是回归马恩的话语。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标新立异,为什么不可以“照着说”——这是“回到原典”的复归路向。

　　第二套方案是文化保守主义(历史复古主义)者迷信的方案。他们以为,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绵历数千年,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具东方古韵的经典话语,这套话语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独步历史几千年的东方王朝,以至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复兴”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词汇作为时代的主轴,作为继续前行的梦想和动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将这套话语弃之不用,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这是“向后看”的复古路向。

　　第三套方案是文化激进主义(洋教条主义)者主张的方案。他们提出,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话语,全球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是在西方话语的主导下推进的,西方话语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中心话语,西方模式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为什么不能向西方话语靠拢——这是“向外看”的西化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