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写作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颐年堂院内向下乡调查研究的警卫战士讲话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重温这篇著作。在党的作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的今天，进一步改善工作方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别是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面对艰巨的任务，面对复杂的情况，面对新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会一筹莫展，不知所措。毛泽东的一生，无论负责何种工作，都非常讲究方法。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前，他还写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等文章和指示，在此之后，他还为中央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结合这些论著简要梳理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以把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学习推向深入。

　　“只唱一出《香山记》”

　　在毛泽东看来，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开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关键，以带动其他。在阐释这一方法时，他多次引用过两句戏文。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办法传达后，效果很好。毛泽东说：就像你们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样，不能什么都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

　　其实，这个方法说到底就是工作应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集中精力。毛泽东的一生一直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很快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因而坚定地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个时期集中于指挥打仗，一个时期集中于理论创作，一个时期又集中于整顿党的作风。同时，他还反复地向全党强调这种集中精力干大事、要事的方法。

　　1943年6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中心工作”，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也就是大脑里应有一根弦，有意识地去寻找它，“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那么，“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什么，深思熟虑以后要明确，特别是要告诉下属和自己的团队，使之有所遵循。当然，能够“适时”地判定什么是“中心”，则需要独具慧眼。为此，要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凡事都要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懂得相互转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的任务未了，建设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首先应该抓什么呢？当时，有的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应当尽快地加以消灭。而在毛泽东看来，财政经济困难能否解决才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关键问题，因此，党的“中心工作”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告诫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也就是说，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可迎刃而解。

　　毛泽东对抓“中心工作”的方法还从另一个方面作过阐述。1959年3月，在郑州会议上，他先是谈到了三国时袁绍决策“多端寡要、瞻前顾后”而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些事情，接着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稍后，他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又讲道：“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所谓“多端寡要”，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轻重缓急，力求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想做，结果无一做好。

　　工作要做好，就要分清主次，重点突出。1959年4月5日，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一开始就强调，“别的事我不讲，只讲工作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然后，他一口气讲了十几条。其中说道：搞经济计划，要有重点，有重点就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说：“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

　　学会“弹钢琴”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毛泽东说：“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就是说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落实到做法上，毛泽东提倡要学会“弹钢琴”。1949年3月，他写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对此，毛泽东可谓是得心应手地进行了运用。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一切革命工作。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他说：“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经济工作，相反，“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弹钢琴”的运用，集中体现在“十大关系”的处理上。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告诉党的干部：干工作要做到统筹兼顾。学会“弹钢琴”，先要心中有“谱”，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毛泽东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在运用数据方面，毛泽东可谓是一个高手。比如，对中国革命的定位，就是他从中国占90%以上的农民这一“百分比”作出的。不是了解和注意到这一数据，他就不可能到农村去“闹革命”，不可能得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开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此外，毛泽东论述问题和布置工作任务，也经常运用到数字。最为典型的两个实例大概莫过于在政治上创立的“三三制”政权和在经济上制定的“四面八方”政策。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提出经济上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简称“四面八方”政策。他还强调，“‘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这也是他“弹钢琴”方法的具体运用。当然，毛泽东在运用数字方面也有过失误和教训。比如，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运动，紧紧盯住“1070”吨钢，提倡生产计划三本账，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这说明对于数字运用一定要慎重，切不可想当然和滥用，否则就会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