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全球价值链正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发生重构,这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东盟等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出台优惠政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工制造环节。其三,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变迁,欲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占得先机。
当前,全球价值链正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发生重构,这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
近年来,世界经济开始逐步从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中走出来,但恢复状况仍不稳定、不均衡、不强劲,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遇到了结构性阻力,增长速度下降较为明显。总体上看,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已较为明显。
其一,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是全球价值链形成和重构的基本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突破国家地理界线,将价值链各主要环节进行全球布局,吸纳和整合优质资源,极大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大批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海外员工、海外销售额的比重均超过半数,由此而伴生的企业价值链延伸到全球形成全球价值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跨国公司在需求紧缩的危机中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促使其进一步降低成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寻找价值洼地,重构全球价值链。
其二,主要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是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推动因素。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修正因制造业过度外包引发的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问题,打破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原有分工,导致高端制造业逐步向发达国家回流。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为避免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日趋重视科学技术投入和发展,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朝着全球价值链上游进取。东盟等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出台优惠政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工制造环节。
其三,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变迁,欲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占得先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都致力于建立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体系。这些规则旨在强化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对外投资上的利益,将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价值链进一步向全球延伸,同时削弱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优势。新规则虽不会导致我国被全球价值链边缘化,但无疑会增加向价值链上游提升的现实难度。
其四,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的再布局。随着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我国在生产成本方面的优势逐渐削弱。与此同时,居民购买力增强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消费市场。在此种新形势下,跨国公司一面将劳动密集型价值环节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一面着力扩大满足我国市场需求的投资,这必将导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发生变化。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结构正在从以母国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外围”式离岸生产布局为主,转向以东道国市场为中心的近岸生产布局为主。
全球价值链重构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挑战不言而喻。从产业层面看,我国面临“高端封锁”与“低端锁定”双重夹击。在高端环节,跨国公司利用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导权不断强化竞争优势,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加强服务价值链与制造价值链的融合,使我国产业向高端攀升的难度增大;在低端环节,跨国公司基本固化了产业链各环节的主导权,我国多数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增加值较低,并不具备主导价值链的能力。从企业层面看,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刚刚崭露头角,距离全球性公司还有很大差距,微观基础支撑的缺失,直接影响到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上的话语权。
不过,全球价值链重构也给我国带来机遇。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以投资规则为主要内容,投资自由化深入发展,不断增加对跨国投资的保护,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战略机遇期。我国已经有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行列,不断积累着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高铁、核电、电信设备、工程装备、家电等一些行业生产成本低、技术领先、安全性能可靠,也日益成为国际优势产能。另外,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庞大,若能有效抓住机遇,构建和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动融入和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应当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思考与建议
作为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就意味着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流向。未来全球竞争是价值链竞争,中国应大力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进而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一是推动企业确立全球型发展战略和完善治理结构。中国企业只有顺应发展要求,变革经营理念,调整治理结构,充分利用全球的技术、管理、资本、市场、人才、信息等优质资源,才能在全球性公司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既要依托全球资源在全球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设计中心、营销中心、服务中心和管理中心,通过价值链若干环节外包或企业并购打造全球价值链,又要从中心辐射型管理向全球网络型管理转变,还要从为股东利益服务、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包括股东责任、全球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全面责任转变。
二是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打造服务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发展和重构不仅发生在生产领域,更广泛地拓展到服务领域。我国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离不开构建全球服务价值链。从制造业开放的经验看,推进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但有助于利用国际优质服务提升我国制造业竞争力,而且有助于我国服务资源进入国际市场,参与整合全球价值链,在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中获益。
三是转变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思维,推动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反垄断、反腐败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创造所有类型企业平等、公平的制度条件,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对外商投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扩大市场准入,吸引全球价值链中的各环节落地,推动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合作竞争中不断提升价值链地位。另一方面,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部门通力协作,支持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四是改革国际贸易统计方法,鼓励企业追求出口增加值。现行国际贸易统计关注进出口商品的总值,不能反映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的情况,扭曲了真实的贸易流向和国际竞争力水平。鉴于此,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统计规则的制定,以贸易增加值核算弥补传统贸易统计体系的缺陷;引导企业摒弃简单追求出口额扩大的思路,转而关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高贸易增加值。(作者:桑百川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主要目标与政策”首席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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