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从2015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至今天的正式开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资本再次分配的又一次努力，是中国为全球金融治理与社会发展所贡献的东方智慧。当前，金融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归根到底是没有解决资本的供求与平衡问题；如今南北世界发展差距的南辕北辙，溯其根源无非是资本一昧追求逐利效率而遗弃了尚在深渊的第三世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是为深渊中的第三世界构筑起腾飞的“基础”，将“躁动”的资本以“基础设施”的方式去服务于“世界脱贫”的伟大事业，只有改变了贫穷才能创造更多的资本，才能以更为强劲的资本流动性去维护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去推动人类发展的事业的不断进步。

　　然而，亚投行的成立正是由于有了中国的元素而备受质疑，有了第三世界的呼声而备受疑虑，特别是当“世界规则制定者”的行列中出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身影时，世界资本的既得利益者无疑充满了“担忧与恐惧”。而这也注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中国也需要做好准备去应对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可能的风险与挑战。

　　首先，全球治理当一体大公，既不是“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也不是“为富不仁”的葛朗台，而应在“客观公正”的前提下扮演好平衡者与协调方的角色。亚投行的成员国创始成员国有57个，涵盖了域内外的众多国家，同时也打造了南北世界共存的综合体。其中，既有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同时也有诸如缅甸、柬埔寨等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如若在资金紧张时如何实现有效分配并弥合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这将会是中国这个作为拥有事实上否决权的关键方应当考虑的现实问题。

　　其次，既要敢于“烧冷灶”，也要做好风险防控。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它“嫌贫爱富”，亚投行成立的初衷正是引导资本的回流去助力于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基础设施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公共产品”，致力于服务大众的“福利性”决定了这并不是资本市场所追求的“流通效率”，尤其是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低资本回报率往往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冷灶”而无人问津。亚投行的成立既要秉持着盈利的“正当性”，同时也应坚持成立的初衷“道义性”，敢于用资本的热度去点燃不发达国家的“冷灶”，为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做出亚投行应有的贡献。同时，亚投行也应对投资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做出评估和解决方案，注重从制度设计的高度去预防风险、正视风险、解决风险。

　　再次，以“合”为“正”、以“竞”为“奇”，竞合相生、奇正相辅。从事实上讲，“亚投行”与“亚开行”之间是存在着现实冲突的，这冲突的根源并不在于金融本身，而是美日对于中国崛起为地区强国、世界权力的强烈抵触，是冷战思维下的意识形态渣滓。世界各国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发展，每年需要投入8000亿美元的巨资来用于基础设施的开发与维护，而世界银行与亚开行也仅仅能提供2000多亿，更遑论每年只有200亿美元投向亚洲地区。因此，亚投行与亚开行之间“互补”大于“冲突”，“合作”大于“竞争”，两行的合作应当秉持着促进地区发展的共同理念，在良性竞争的催化下实现亚洲的未来繁荣。

　　最后，亚投行是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里程碑事件，国家应当做好政策储备与人才培养。中国目前已经成长为一个地区大国，但还远称不上是一个地区乃至全球强国，依然在国际舞台上缺乏掷地有声的话语权。参与国际治理既是中国作为地区大国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同时也是中国实现“崛起2.0”的关键所在，国家应当从制度层面做好政策储备，同时通过亚投行等地区组织，锻炼人才、培养未来，从而为中国通向世界大国、强国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亚投行是开始不是结束，是未来不是回顾，“共同发展”的梦虽依然是“雄关漫道”，但中国力量对于梦想的坚持同样也是“青山不改”，我们相信亚投行作为中国进一步深入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将会为国家的发展和地区的治理贡献出更大力量。（作者戴永红系四川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