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陇海线上难民如潮 （刘海永供图）

大河报记者与老人们在宝鸡座谈

　　11月初,记者在新乡采访编著郭仲隗回忆录《江流天地外》的潘长顺老人时，他无意中向记者提及河南师范大学有一位80多岁的老画家，可能对1942年的大饥荒有深刻经历，但潘老师已经忘记这位老画家的姓名了。几经打听，记者终于在河南师范大学的一栋老家属楼里找到了已是耄耋之年的画家袁维新。
　　忆起当年的大饥荒，当时已经11岁的袁维新跟着父亲袁伯泉四处卖画维生，他亲见当年路途中逃荒的人群和灾难下的人生百态。通过近十天的构思，在与老画友园林的切磋交流中，久未提笔的袁老凭借当年的记忆，以1942年大饥荒为主题创作了漫画：《逃荒路上》。

1942年难民扒火车的场景 （刘海永供图)

　　老东家用“逃灾”二字安慰着一家老小，踏上了一条真正的逃荒之路。
　　从延津到洛阳，谷歌地图显示，走310省道202公里，步行需要41小时。
　　这70年后的答案在冯小刚手里，却是瞎鹿母子、老东家婆娘、儿媳，还有无数不知名生命的冻饿而逝。
　　走到洛阳，是西行火车的起点，老东家却“辱没先人”地大年三十卖了闺女。洛阳，是希望的起点，却弥散着死亡的味道。
　　壹
　　大饥荒座谈会，来的个个是宝贝
　　陕西省宝鸡市，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河南难民的首选，如今的宝鸡仍有“小河南”之称，记者在当地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几十位当年从河南逃荒出去的亲历者，通过他们的多方回忆，再由记者查找档案、搜索资料，以期相互印证，还原当年那段尘封已久亦鲜为人知的河南难民逃荒路线图。
　　11月的宝鸡市异常阴冷，12日这天，是个难得的艳阳天。上午10时，渭滨区经一路社区书记吴桂荣开始召集辖区内的9名老人开座谈会。
　　武桂荣是经一路社区书记，她的父亲，也是大饥荒时从河南逃荒来到宝鸡的，因此，她对大饥荒那段历史并不陌生。早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她就曾经组织辖区老人开过一次座谈会，“当时主要是讲抗日，但这些老人讲着讲着就不由自主地哭着讲起了大饥荒，我印象特别深，老父亲活着时也爱给我们讲这一段历史”，武桂荣说。
　　这一次的座谈会，专讲大饥荒。武桂荣有目的地筛选出了大饥荒时才10岁的童养媳王妙云、夫妻俩都健在的马宝玉夫妇、93岁的崔永庆老人……
　　老人们围坐在冬日的阳光下，认真地听完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主要讲民国三十一年大饥荒时从河南逃往宝鸡的路线，一定要真实，能回忆多少是多少”。
　　除了座谈会，记者还在宝鸡市老龄委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多名河南籍的百岁老人，一一到其家中采访，而宝鸡市豫剧团的近百名工作人员，也成为本报记者的采访重点。
　　贰
　　逃荒始发地，洛阳成了大“人市”
　　第一个发言的，是80岁的王妙云，住在经一路小区一楼的她还急着要去拾破烂，“我赶紧说完走人”，几十年过去了，老太太仍一口地道的河南方言，她老家在河南偃师固县乡固县村。
　　“俺姐就是在洛阳被人买走的”，王妙云排行老末，上面四个姐姐两个哥，“命苦啊，两岁上爹就死了”，王妙云说。
　　为了活命，王妙云的母亲把她16岁的二姐带到洛阳的人肉市场上，换回了6个榆树皮和着高粱面儿做成的饼子，这6个饼子，维系着家中剩余几个人的生命，“离家远远近近的榆树皮全被剥光了，地里旱得直冒烟，哪里还有啥能吃的东西？”母亲为了让她能保一条命，把7岁的她许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妇。
　　与王妙云的二姐一样被人从洛阳人肉市场买走的不计其数。如今93岁的崔永庆当时在郑州裁缝铺当学徒，听说日本人快要攻下郑州了，崔永庆一路辗转随逃荒人流逃到洛阳，“那时的洛阳就是个大的人肉市场，买人卖人都去那儿，就不敢想”，虽时隔几十年，崔永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感“心惊肉跳”。
　　人肉市场就在火车站附近，因为不断有难民从各地涌来火车站昼夜都是人山人海，有来卖孩子的，也有来卖嫁妆和农具的，只要是能换成吃的东西，啥都卖，“一个黄花大闺女才换三个窝窝头，作孽哟”，崔永庆说着说着就开始哭了。
　　王妙云和崔永庆直到现在仍不知道，洛阳当时人肉市场的繁荣，与陇海线的中断不无关系。因为战争，洛阳成为陇海线暂时的始发站，人们在无法向东延伸的同时，只有在日军的炮火声中偷偷向西，这也就是那么多难民涌来洛阳的直接原因之一。
　　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同题材纪实读本“河南大饥荒”的作者宋致新的父亲李蕤，当时在洛阳印书局工作，他曾用“大聚口”形容当时洛阳的人肉市场，“附近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关闭房门，因为一开门，就有各种难民涌进，感觉难民要击破整个洛阳。火车站的货车没有盖顶，上面已经堆了货物的照样挤满了人。因为人多，很多人在车还没开动的时候，就像要掉下来，可是他们一动也不敢动，因为害怕到开的时候火车不等他们”。
　　据《洛阳市志》记载，是年（1941年），河南发生旱、蝗灾害。难民沿陇海铁路逃往陕西，沿途树皮被吃光，饿殍载道。洛阳火车站与南关为难民聚居点。
　　叁
　　免费火车,拿命换来的快捷
　　1913年出生的李德明就是乘这种免费火车一路到的宝鸡，家住武陟县杨城乡西司徒村的她当时已20多岁，结婚一年多的她与村里另外几十人结伴租了几辆大马车先赶到洛阳，当时的洛阳城难民如潮，每天只有一班火车开出，还要凭“难民条”，虽然有“难民条”，但由于李德明抱着一岁多的女儿，一连挤了10天才终于挤上免费火车。
　　如今已96岁的海淑琴当年显然比李德明幸运些，家住禹县（今禹州市）褚河乡的她在灾荒年硬是用裹过的小脚一步步走到了洛阳，并从洛阳顺利扒上火车顶棚，“人挨人，人摞人，抓不紧就掉下去了，有好多人就是抓住火车外边的扶手，手麻了一松，掉下去就没命了”。
　　除了怕掉下去外，火车过了灵宝，还要防日本人的大炮，“一过灵宝，火车就开始闭气（不喘气），车上大人孩子也都不敢吭气，有时打来的炮弹就在火车头前边炸了，吓死个人”，海淑琴回忆说。
　　提起这一段扒火车的经历，如今已80多岁的翟美莲说，“到死都忘不掉，经常会在夜里做噩梦时梦到”，老家在许昌长葛的翟美莲是家中的老大，下边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大饥荒那年，家里已经好几天揭不开锅了，饿得连门儿都出不去的她有一天正趴在路边等去地里揭榆树皮的妈妈回来，一个远房表哥却来了，他骗当时仅十几岁的翟美莲说，“跟我走吧，我给你买火烧（烧饼）吃”。
　　谁知表哥把翟美莲一带出村就开始打骂，火烧没吃嘴里，脸却被打肿了。举目无亲，到处是饿死的人，翟美莲明知表哥没安好心，却也只得死心塌地地跟他走。就这样一路走到了洛阳，没“难民条”进不了火车站，表哥就用钱贿赂把门儿的当兵的，他俩从铁门缝里钻进车站，表哥又连拉带拽把她推到一列铁皮车车顶上，车厢内早就挤不进去一个人了，“人挨人，脸贴脸，有好多人都挤得脚不沾地儿了”。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十万火急大逃亡”中这样描述像李德明和海淑琴一样更多难民们的逃荒之路：在这两万平方英里的重灾区，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铁路逃亡。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24小时能输送1500人。但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每天有4000至5000人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　　

    电影里，花枝的儿子在灾后找到了他娘，星星也跟家里联系上了，还给家里捎了钱，但就是不愿再回老家。
　　山河不移，流民似水。一千多万河南难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无尽的死亡线上挣扎。
　　大饥荒击碎了河南人本就不堪一击的贫弱生活，把他们像蒲公英一样吹落在中国西北的各个旮旯。
　　肆
　　西安中转站，蒲公英般四处散
　　趴在火车顶棚的李德明手脚早已麻木，而怀中的孩子刚开始还有哭声，后来又饿又冻，也就不咋哭了，“最后一次哭是在灵宝听到日本人的大炮声，炮弹就在火车附近炸响，震耳朵，怀里的孩子可能也被吓着了，哭了一声，像猫叫一样，她一直在我怀里睡，我再一摸她的额头，可热”。
　　火车到西安一停，李德明就赶紧找到一个以前来的亲戚，让他帮忙找医生给孩子看病，但那时西安城不让逃荒的人进，“我们只得到北关难民集中的地方挖个地窖先住着，医生也找不到，眼睁睁看着孩子在怀中死了”。
　　李德明之所以选择在西安下火车，一是有亲戚在这儿，能帮些忙，先把怀里孩子的命保住再说；二是丈夫先去宝鸡时也是在西安下的火车，那时西安还给难民发粮食，也有专门给难民施粥的。
　　李德明的愿望一个个落空了，当时的西安已经变得与洛阳差不了多少，到处是逃荒的难民，到处是卖人的人肉市场，李德明只得扔掉孩子的尸体，与另外几个老乡一起，再次扒上开往宝鸡的火车。
　　翟美莲与李德明一样，也是到西安下的火车，可她一下火车就被表哥拉到了人肉市场，卖给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男人，“我当时哭着不愿跟那男的走，表哥哄我说，‘人家给了好几斤高粱面，要带回去救你全家的命啊’”。
　　好多年后，翟美莲重回长葛，找到原来的老家，母亲不仅没有责备卖她的表哥，反倒称她命好，“村里好多没逃出去的人都饿死了，你爹和我带着你几个妹妹也都逃荒去了宝鸡，受了大罪了，现在光景好了，我们老两口又回河南了，你那两个妹妹都嫁到宝鸡了”。
　　翟美莲的父母本想把被人拐卖出去的女儿留在家里重找婆家，但女儿死活不愿意，称那个大她20岁的男人待她很好，所以就又让她回了西安。
　　如今已无法统计有多少像翟美莲那样扒火车逃荒到西安并在此扎根落户的河南难民，更无法统计有多少像李德明那样把西安作为中转站转道逃往宝鸡或甘肃的。当时南阳的一家民营报纸《前锋报》特派记者李蕤在1943年“灾区系列通讯”《豫灾剪影》中这样描述：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达安乐的地带。“从八月份起，我便看到这些破破烂烂的人，开车之前，冲锋似的攀援到火车的顶盖上。头顶上炎炎烈日张着火伞，脚下是烙人皮肉的炙热的镔铁，人们肩挨肩地在一起堆砌着。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时光又飞过半年，现在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而这破烂的行列，却依然滚滚地向西流着”。
　　“不到黄河心不死，逃到西安的人，才算灰心绝望到了极点，有许多是活活饿死，有些则是一家人集体自杀。在西安火车站我遇到薛站长，他是河南人，对救灾非常热心。他说每一天东边来的火车到的时候，车上总会拖下几个死的，呈报法院，再请检察官检查，手续太麻烦，而警察局又没有掩埋这批死人的预算，所以常有暴尸数天被野狗拖去的惨事”。
　　在这篇通讯的结尾，李蕤不无气愤地写道：“河南有三千万人，把沦陷区的不自由同胞除下，还有一千八百万人。连年军粮第一、兵役第一，在今年这样严重的灾情下，征购还是第一。无论如何，也应该让这一千多万人活下去，不应让他们再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无尽的死亡线上挣扎。”
　　记者在采访中与多位陕西媒体人沟通，他们综合分析介绍，如今西安市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祖籍来自河南。在河南难民更为集中的陕西铜川，基本上一半人祖上来自河南。
　　伍
　　宝鸡落脚点，从此有称“小河南”
　　从西安开往宝鸡的火车同样拥挤，不同的是，坐火车不再免费。李德明已记不得当时的车票究竟是多少钱，她的亲戚帮她买好车票后从窗口连推带搡才把她弄进车厢，车厢里，已没了站的地方，更别说座位了。
　　怀中没了孩子，李德明在宝鸡火车站见到前来接她的丈夫时，“扑到他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可丈夫并没责备她的意思，比起那些天天与他一起来接亲人却接不到的乡亲，“我父母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李德明的儿子看母亲回忆到此处又开始伤心哽咽，急忙替母亲接受记者采访，“我刚懂事儿的时候，就经常去炭市街那边儿找我大伯和表舅，他们都是那时候和我父母一样扒火车过来的，但有好多人都死在了半道，有的是掉下火车摔死的，有的是饿死的，也有病死的，像我那没见过面儿的姐姐一样”。
　　武桂荣的父亲也是扒火车逃荒到宝鸡的，“我爹当时就住在我们现在的经一路社区这儿，当时是河滩，到处搭的都是苇席棚，日本人的飞机还经常飞过山梁来轰炸，后来我爹就又与其他难民一起逃到铜川、天水等地，后来山顶的飞机场上来了几架美国的飞机，日本飞机就再也没来轰炸过，我爹重又回到了宝鸡”。
　　武桂荣的哥哥武育民现在是宝鸡市渭滨区政协文史办的文史撰稿员，退休后的他借助自己是河南难民后代的先天优势，采访了大量河南难民在宝鸡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自己父亲及亲属刚逃荒来宝鸡时的情况他特别关注，“两大块儿，一块儿是河滩，没人管，搭个棚就是家，其中1943年着过一场大火，整整烧了两天一夜，你想得有多少个棚啊，烧死了好多人，都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另一块儿就是后山的窑洞，我父亲刚从河南逃来的时候就是没处住，看别人打窑住，他也跟着别人学，先是自己打了孔窑自己住，后来有人买，他就专门打窑洞卖，靠着这，我父亲才算在宝鸡扎住了根，后来我父亲不打窑洞了，就在河滩边替人建房子，全是咱们河南的那种起脊房子，因为都是从河南逃过来的，大多住不惯窑洞，所以我父亲后来又拉起了一个工程队，算是宝鸡最早一批房地产建筑商吧，但也正由于这，他被批斗了好多年，直到去世也没摘掉帽子”。
　　究竟有多少河南难民逃至宝鸡？11月初，记者特意赶到宝鸡市档案局，在局长白亚民的协调下，记者找到了民国三十一年前后与大饥荒有关的档案，其中当时宝鸡县警察局及商会的档案显示，当时河南逃来的难民死难者众，民国三十三年元月份人口死亡调查表上，其中一页7名死亡人员名单中就有3人是河南难民；而商会也频频下发豫灾的募捐公函，陕西省政府也在民国三十一年十月下发给宝鸡县商会一份急电，“为豫陕两省本年水旱天灾，经决定募捐救济”。(记者 朱长振 文 李康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