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一九四二》，刘震云神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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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震云，1958年生，河南延津人，著名作家，电影《一九四二》的编剧，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此前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刘庆邦，1951年生，河南沈丘人，著名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煤炭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其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等国文字，其中小说《神木》拍成电影《盲井》。　

　　“好电影是由好作者决定的，《温故一九四二》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小说，震云又创造了非常好的剧本，使我看到就有拍的欲望。”

　　1942年，河南遭遇“水旱黄汤”，导致300万人被饿死、300万人流离失所。然而，几十年后，即使是当年亲历者也对此丧失了记忆。为此，河南作家刘震云写成调查体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发表在1993年的《作家》杂志上，随后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拍成电影《一九四二》，并将于11月29日公开上映。本报记者赴京对此进行专题采访，为您解密有关“1942”从小说到电影19年艰辛成长的背后故事。

　　刘震云托河南日报给家乡父老带话：

　　河南让我知道了大小多少东西南北

　　11月24日下午5点，河南日报一行记者如约来到威斯汀酒店采访刘震云，我们转达了朱夏炎社长的问候，并邀请刘震云方便的时候到我们河南日报做客，刘震云爽快地说，一定去，年底之前就成行。

　　我们拉了会儿家常后，刘震云跟记者谈起了“1942”。

　　记者：您写作《温故一九四二》的初衷是什么？

　　刘震云：与“1942”相遇非常偶然，它根本不在我的写作规划，作者和作品都有生命，二者相遇具有偶然性。1990年，我看到钱刚写的《唐山大地震》，才知道1942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个体死了，是生命，会有感觉。而300万只是数字，与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了100万比较，才感到很震撼。

　　后来在采访1942年的那些亲历者时，发现他们都忘了。遗忘比冲击力更大，我再次受到震撼。之所以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不重要，再一个是，重要，但太频繁了，灾难像家常便饭。

　　记者：那么为何后来又考虑着把它拍成了电影？

　　刘震云：当1993年，小刚（冯小刚导演）提出要把《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时，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调查体小说，就是材料的堆积。是电影元素之外的东西吸引了小刚，他喜欢它的味道、态度、幽默感成分。严肃的态度面对灾难已经有了，比如《辛德勒名单》。冷幽默对付生死特别独特，体现出民族面临灾难频繁时的态度。态度比故事、情节、细节更重要，这是小刚拍摄最为关键的因素。

　　记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刘震云：当时复杂的政治、社会及国际环境等比300万人更重要。1942年灾难出现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之外，跟战争、政治、积贫积弱都有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入中国，直到1941年12月9日，中国才正式对日宣战。就好像一群流氓闯到家里，打一巴掌躲一下。当时的国民政府准备把河南作为负担抛给日本，日本对此也不提供救济。这是一个大和小的哲学问题，放弃河南是“小”，亡国是“大”。

　　面对死亡，欧美人会问谁让我死的？河南人的态度是什么？中国式幽默！这也引起我的思考：电影之外的态度。

　　双方讨论，我们决定在逃荒路上找。我们重走了当年逃荒的路、白修德（当年调查报道河南灾情的美国记者）的路、日本进攻的路。

　　什么样的态度是最好的态度？那就是没态度！你的态度就是灾民的态度，灾民的态度就是你的态度。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角落，人生都有被遗忘的角落，而遗忘的角落，则隐藏着历史，散发着人性微弱的光芒，蕴含着真实的历史、过去和明天。

　　记者：《一九四二》想告诉人们什么？想传达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刘震云：这个电影投资了2.1亿元。观众要看的是一个好电影，无论是喜剧或者史诗性作品，都不要低估观众的智慧，观众观影习惯超过作者的期待。

　　小刚对《一九四二》有信心。试映时，有各个类型的观众，但看后都会有一个变化，变得善良了、感动了、被震撼了。

　　记者：小说和电影有着不同的运作模式、逻辑和诉求，您似乎跟电影很密切，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您是如何平衡的？

　　刘震云：我没有平衡。第一，我跟电影不密切，只是跟几个导演朋友密切；第二，我只懂小说，我是一个好作者，但不是一个好编剧，之前合作也会有争论，但没有一个导演坚持19年拍这个电影。

　　我的小说都不适合改成电影，小说和电影完全不同，小说像大海，下面暗流涌动；电影像奔跑的河流，像瀑布，方向和目的不同。电影《一九四二》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真实，创作者没有态度，表演到无我状态。

　　记者：据了解，作为当年灾难发生地，电影外景却没有一处选在河南，多是在山西省选的外景。家乡延津的人民很期待，说您小说里好多事、好多人都是老家村里的事、村里的人，“震云为啥不在老家拍呢”？

　　刘震云：没有在河南选外景，是因为我们重走灾民路，发现河南的发展日新月异，找到1942年的房子确实很难。将来拍《一句顶一万句》了，就在老家拍。

　　记者：您的小说和电影都是对人性的探讨，鲁迅是对国民性的批判，您却是对人性的包容，为什么？

　　刘震云：批判里面也有包容，批评性就是建设性，因为历史的真实在里面。批评就是不能干什么，这就是建设性。19年间，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也慢慢地变得比较平和，人人都是哲学家，我收获的更多的东西，就是无我的创作态度。

　　记者：前一段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很多评论认为，您也是诺奖的有力竞争者，您怎么看？

　　刘震云：莫言是我的兄长。我不知道，莫言获奖，为啥都跑来问我的感受。就像哥哥娶了嫂子，他的洞房花烛夜，却问我有啥感受，我只能说祝他幸福。其实，获不获奖是外在的东西。莫言应该获奖，对中国文学而言，应该娶个嫂子。

　　记者：有媒体就小说里面“日本进攻中国，老百姓缴了国军的枪”等细节，再次提出河南人形象问题，您怎么看？

　　刘震云：跟很多文明一样，河南依河而居，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问问母亲来自哪里，母亲从这里来，因此具有包容性。

　　不觉间，原定40分钟的采访时间过去了。工作人员不断催促结束采访，刘震云都会笑着向她解释：“没关系，没关系，这是家乡的媒体！”后来，由于其他约定媒体到场，我们不得不结束采访。刘震云笑着大声说：“我最后再专门给家乡媒体说几句话。”他满怀深情地说，河南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我的作品有2/3与河南有直接关系，包括地名、人名，电影《一九四二》的开头就打上了河南延津；家乡给了我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东西南北、大小多少”；河南人非常幽默，有羊肉就会做成羊肉烩面，而陕西却做成了羊肉泡馍；河南人很包容，比如炖菜、比如“喝酒先敬你三杯我再喝”！

　　【记者印象】刘震云非常健谈，也非常善谈。刘震云很诙谐幽默，也很睿智深刻。刘震云对家乡的感情很深，这尤为让人感动！

　　名动京华的“北京三刘”河南占其二

　　细听刘庆邦谈“刘震云与1942”

　　11月24日上午，河南日报一行记者如约来到原煤炭部家属院刘庆邦的家里，我们转达了总编辑赵铁军的问候。见到家乡人，刘庆邦显得很激动，拿出1993年《作家》杂志刊发北京“三刘”（刘恒、刘震云、刘庆邦）的作品小辑，在那里首发了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刘庆邦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1942”，为民族保留了记忆

　　震云的这部小说似乎不太像小说，像资料调查一样，即使算是文本调查，也不是很深入，对当时的情况说得很少。

　　当时听说要把它拍成电影，我觉得电影难拍，因为它没有故事、没有贯串性的人物。但重大事件值得记录、值得拍摄，这不光对河南有意义，对整个历史也很有意义。人丧失了记忆，就像一个傻子；一个民族如果淡忘历史、丧失记忆，那就更可怕，尤其是对重要记忆的丧失。

　　作家有责任为民族保留记忆，震云写《温故一九四二》就是为民族保留了记忆，现在又拍成电影，通过艺术记录“1942”，传播更广泛，让全国甚至全世界重新记起沉痛历史。

　　肚子饿了，是最大的问题

　　你问很多老人1942年的事，他们大都说不知道，但你要说民国31年，他们的印象就非常深刻。我没有经历1942年的灾难，但母亲给我讲过，我印象很深刻。

　　我母亲是开封尉氏人，1942年那里也是重灾区。母亲说当时闹蝗灾，吃饭碗里都能落蚂蚱（蝗虫），用麻袋随便一弄就是一麻袋。我祖父就差点饿死，全身浮肿、奄奄一息。当时财主也趁机买地，我家就一亩半地，财主给了一斗高粱，就把地买了去。

　　1942年大旱，粮食没收获，尤其是冬天饿死的人特别多。传说街上有赊饭吃的，救济喝粥饭。冒着大雪，很多人就往街上去，饿得走不动，就在雪地里爬，有的爬不到地方就死了；那些最后爬到街上的，却发现根本没赊饭吃这回事，就更绝望了。

　　我也吃过柿树皮，用火烤，烤黄咬着吃，柿子不熟是涩的，柿树皮也很涩。其实，任何时候，对人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

　　1942年苛捐杂税重，当时又没啥工业，靠老百姓交粮支撑军队。当时国民党当权者如果能体恤民情的话、不磨蚀生命的话、有人文精神的话，不至于在自然灾难之上雪上加霜，使人民得不到救济。

　　保留记忆，通过批判、回顾和揭示，让人们记得沉痛的苦难，以避免重蹈覆辙。

　　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不同，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所揭示的是在饥荒状况下的一个人性状态，生存最本能的部分是要活命。在这种状态下，一是弱肉强食，二是家族的根要传下去，所以卖闺女、留儿子，被逼到绝路了。

　　我一做梦，就是老家的老院子、老房子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根，鲁迅的根在绍兴、沈从文的根在湘西等，一个作家只有牢牢地扎“根”，才有记忆，尤其是少年的经历对作家尤其深刻，少年时的记忆是一张白纸，印象就深刻得很。

　　这种记忆是改变不了的梦境，我一做梦就是老家的老院子、老房子。人可以到处走，去煤矿、去城市，环境会有很多改变，梦却改变不了。为什么少年时代的梦都是老房子？少年的记忆特别顽强，一写作就会想到故乡的人和故事，想到故乡的自然环境，这可以说是作家的创作规律，每个作家都是这样。

　　当然作家也四处采风，但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东西。而回老家则会激活记忆，创作源泉也就源源不断。

　　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34年。北京是文化中心，站位比较高，上来就是和全国对话、和世界对话，对开阔作家胸襟、境界有帮助。

　　相对来讲，故乡文化则是对农业文明的回望。城市文化相对封闭，农村文化中的人心、人性则是开放的。比如在农村，有个啥故事，全村人、甚至四邻八村都会很快知道。在城市，人与人之间则比较隔膜、封闭、戴着面具，即使对门，也互不认识。

　　农村类的东西，自然风景、民俗风情体现了很多东西，寄托着一种乡愁、一种乡思。

　　唤醒人的记忆

　　对作家来讲，对阅读文本，只有更多人看到才能够体现出它的价值。我也希望将自己的小说拍成电影、电视，因为它们是强势媒体。我的小说《神木》拍成电影《盲井》，就使得作品被国际上所认识。

　　但写小说不能想着为了拍电影，好多作家就因此“回不来了”。小说创作和电影创作不是一个路数，小说是心灵化的东西，电影则会多少影响文学品质。我还是要好好写小说，能改（成剧本）就改，不能改就不改，人命不强求，强求不行。

　　电影《一九四二》会有很大影响，但对1942年的灾难，有小说、有电影等“软”的纪念就够了，不一定非要用硬件的东西，类似的灾难太多，不太可能都建博物馆。小说和电影能唤醒人的记忆就够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有了，并不比“硬件”的影响更不为久远。

　　保留记忆，不要忘记历史，任何时候都要勇于面对历史，民族才能不断强大起来，同时付出更少的代价。

　　19年结缘“1942”，冯小刚昨日答本报记者问：

　　我终于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一种可能

　　谈起电影拍摄的初衷，冯小刚说：“我和这个题材有一个缘分。”这个缘分要回溯到将近20年前。

　　1993年，王朔把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拿给冯小刚看，冯小刚一口气读完，感觉“很有意思”，但这个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没有情节。

　　谈起读后感，冯小刚说：“对我的触动非常大，觉得非常吃惊，完全不可想象中国人的生活是那样的。”并且，现实是“饿死这么多人的事似乎很少被人提及”。这使他开始重新想“我们的民族性问题”：我们是从哪儿来的？

　　随后，冯小刚几次给刘震云提出要把小说拍成电影，“震云都不接这个茬”。2002年春节的一个晚上，两个人在冯小刚家喝过酒，刘震云说：“我今天来有件大事，我想把《温故一九四二》这苦孩子正式托付给兄长了。”

　　于是开论证会，结果不出所料，所有专家不约而同否定了拍电影的想法，理由很简单：没有故事、人物和情节。

　　冯小刚却认为，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事，那才有价值，刘震云对此也深表认同。

　　然而，因各种原因，电影拍摄还是几度搁浅。

　　2010年，电影《1942》拍摄以2.1亿元的投资再度启动。冯小刚率领他的团队，横跨7地、拍摄了135天，“艰苦卓绝，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吃了难以想象的苦”。在拍摄过程中，冯小刚“重新审视了民族性问题，我们在灾难中会沦落出一种奴性”。

　　2012年11月29日，《1942》将在各大院线公映，历经19年艰辛，冯小刚“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很高兴，这么多年，终于把电影拍成了，能把理想实现了。”冯小刚喜不自禁。

　　与其他灾难片不同，电影结束后，观众没有掌声，这意味着什么？冯小刚说：“之前我们做了很多试映也是这种情况，观众看了电影，很长时间走不出去，这说明对观众触动很大。”冯小刚说：“观众需要不同的电影，有快乐的、有宣泄的，《1942》有自己的观影感受，观众觉得有收获，没浪费钱，就是值得的。”

　　对《1942》，冯小刚说：“希望观众看到一个好的、打动人的故事，同时也能引起一些思考。”他尤其希望年轻人能静下心来，到影院看看这部电影，“还是很有价值的”。

　　在张国立看来，这种“价值”就是“人的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

　　对刘震云，冯小刚还是一如既往地推崇：“好电影是由好作者决定的，《温故一九四二》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小说，震云又创造了非常好的剧本，使我看到就有拍的欲望。”（□文／本报记者 闫伊默 图／本报记者 史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