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25日电 “我们不和恐怖分子谈判”是很多政治家面对恐怖主义难题时所遵守的原则，但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教授、战争和冲突理论家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日前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称，与恐怖分子直接谈判是一个有价值而且很有必要的策略，而且谈判和斗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吵吵”也要“打打”。

　　大多数政治家面对现代恐怖主义蹂躏时，他们的口头禅肯定是“我们不和恐怖分子谈判”，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主动跟恐怖分子接触，有时谈判还可能取得较大的成功。在当今恐怖主义以成熟、非常规的战争形态出现的时代，世界各国领导人所要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要继续保持跟这群罪犯交谈的意愿。与恐怖分子谈判的关键是要能辨别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恐怖分子为拖延时间而操纵谈判进程或者为自己捞取宣传分，另一种情况是他们真心希望取得和平进步。

　　与恐怖分子谈判是有价值可寻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数十年来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军持续保持对话，就是通过与其政治负责人格里·亚当斯对话这层薄如蛛网的掩盖下进行的。这就是当代的“麻烦”，爱尔兰共和军之乱始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最终在2005年以爱尔兰共和军正式宣告停止一切暴力行动为终止。数十年来，英国反恐部队和爱尔兰共和军的枪手们激战不断，但是二者之间的谈判还是照常进行。套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说话，那就是“既要吵吵也要打打。”最后，双方就北爱尔兰的政治前途达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妥协，道路明晰了，被称为民族自决的计划将在长期范围发挥作用。假如没有同恐怖分子谈判的意愿，这一切将不会发生。

　　痛苦的巴以争端，早在上述爱尔兰问题开始之初就已经开始表现为常规的恐怖主义行动，巴以双边谈判既降低了暴力的频率又削弱了暴力的严重程度，这一点在20年前奥斯陆协定签署后尤为明显。奥斯陆协议是以色列和当时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的第一份实质性的协议，一方面它让巴勒斯坦开始了缓慢而又崎岖的自治之路，另一方面还让以色列的敌人们更加认可以色列这个国家。当然，谈判过程中恐怖主义以及报复行动持续发生，但总体来看双方暴力活动的规模都在不断下降。巴以争端的例子再一次表明，要掌握与恐怖分子值得谈判的时机，而且这个例子也再一次强调“战略性忍耐”的必要性。

　　另一个旷日持久并以众多恐怖行为为特色的冲突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同国民政府之间的斗争。冲突源于对土地和财富不平等分配根深蒂固的痛恨——1%的人口控制着将近一半的耕地——双方的斗争持续了将近50年之久。这其中的暴力包括很多恐怖袭击、绑架人质等等诸如此类的恶劣行径。主要有两次努力试图通过谈判带来和平局面。第一次是1998年至2002年间，哥政府以“建立信心”为名，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割让了相当于一个瑞士领土面积的安置场所。这可能是有史以来鼓励叛乱分子和恐怖分子最过头的一项措施。所以后来政府就又回到着重军事行动的路线上来，最终在过去十年的艰苦战斗中招致严重的挫败。去年11月开始新谈判，目前还在进行中，先是在奥斯陆后在哈瓦那，这次似乎有转机。哥伦比亚政府要面对的巨大挑战是要保持对任何和平可能性开放的态度，与此同时还要避免采取一些措施，以防止给予哥革命武装力量过多机会重新恢复元气。

　　退一步说，美国与恐怖分子谈判的经历是喜忧参半的。里根总统第二届任期内发生了一次最糟糕的灾难，1986年全世界居然发现他偷偷通过以色列中间人向伊朗贩卖武器——也就是说美国在支持恐怖主义。最初的想法是通过销售武器来换取附属于伊朗的恐怖组织释放其关押人质。当然，几名人质最终被释放，但没过多久又有更多的美国人被绑架——好像是为了替换先前被释放那一批人质。这场糟糕的交易接下来演变成，美国与伊朗秘密军售获得利益后，将这些钱拿去赞助试图推翻桑地诺政权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由于在书写瑞士银行账号时的失误，整个计划不小心“败露”，所有的一切顷刻间都崩塌了。

　　“伊朗门”事件是美国与恐怖分子打交道历史中的一个低潮，但20年后美国在伊拉克采取了颇为成功的策略。在充斥着常规恐怖袭击和流血冲突频发的关键节点，美国决定开始直接和那些反抗美军和联军的伊拉克人展开对话。全面披露：从2004年开始我就积极游说这项谈判政策，但是遇到很多阻力，大多来自决策层和军方领导，他们严格恪守绝不与恐怖分子对话的信条。不久，大约8万名敌方人员——他们中很多都痛恨基地组织独断专行的态度——纷纷倒戈。从前伊拉克每天大约有100无辜平民丧生，暴力事件在六个月之内下降了90%。

　　这个结果的取得，要说是因为增派两万名美军进驻伊拉克，还不如说更是美国与自称“伊拉克之子”的人谈判的结果。可悲的是，2011年底美军全面撤出伊拉克境内，当时达成的协议也随之作废了，暴力事件又回到原来危险的水平。不过，绕过恐怖组织头目直接接触实施残酷暴行的人员这个想法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不通过直接铲除领导，而是先瞄准组织边缘继而扰乱整个组织网络，这算是一种与恐怖分子打交道的模式。

　　正是伊拉克这个例子给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带来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诚然，过去几年与塔利班领导人对话大大小小进行了数次，塔利班非常清楚2014年底美军将基本完全撤出阿富汗，这让人感觉塔利班是在利用谈判做筹码拖延时间。这样的话，应当从中吸取关键教训，谈判要从叛乱分子和恐怖主义网络边缘开始，就同当时伊拉克情形一样。恐怖组织远非难以对话的复杂组织，它有很多切入点，因此要想从这儿或那儿一点点瓦解恐怖组织有很多方法。谈判策略的重心经过转移后——从直接对付塔利班领导人转向接触战地指挥官和作战士兵——更容易取得成功，至少能在关键时刻将敌人变成战略防御的一方。

　　总而言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与恐怖分子谈判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必须在仔细和谨慎的前提下开展对话，就像丘吉尔所说，“吵吵”和“打打”都得同时进行。即使在最危险最恶劣的冲突斗争中寻求和平的道路，哪怕机会很渺茫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