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间，只有一张狱中传来的照片抚慰着老人孤寂的心。

律师的会见笔录中，钱仁凤称曾被刑讯逼供七八个小时。

　　女子17岁“投毒”被判无期

　　服刑8年仍在喊冤

　　警方证据相互矛盾

　　牵出神秘“官二代”

　　2005年的劳动节，昆明某监狱，20岁的钱仁凤给自己拍了一张全身照——3年来这唯一的一张照片，让她的心情舒展了许多。为让年迈的父母安心，钱仁凤还化了个淡妆。很快，照片寄到了遥远山村的父母手中。也就是在这一年，前往东莞打工的朱梅，也回到了故乡巧家县城。在这个曾经因她而闹得满城风雨的“是非地”，朱梅开始了平静的生活，结婚，生子，在某国企找到了一份工作，直至今日。

　　时间回溯到2002年的正月十一，一场突变，让两名相差仅一岁的少女，走到了命运的分水岭。近日，一条“巧家少女十年冤案”的微博引来众多网友热议。博主“烟云”称，10年前，巧家一女童突然在托儿所中毒身亡，警方没有传讯最大嫌疑人——当地公安局某领导的“公子”，却将矛头指向17岁的小保姆。

　　本报记者通过大量走访发现，10年前的这起投毒案，在警方笔录、勘验报告等多达数十项证据背后，隐藏着矛盾重重的侦破过程。而与钱仁凤素不相识的一名当地“官二代”，也在涉事消失10年后，渐渐浮出水面。

　　山上的小保姆

　　2002年的腊月二十六，17岁的钱仁凤走了5个小时的山路，从巧家县城回到海拔1600米的家中。老父不喝酒，喜欢抽烟，钱仁凤给他买了3瓶橘汁饮料和一条10多块钱的“金草兰”烟。在崇溪乡南团村钱梁社这个高山小村，“金草兰”已算高档。

　　事实上，即便是在贫困的钱梁社，钱仁凤家的情况也让亲朋们忧心。多年前，钱仁凤的大哥带着妻子四处游走打工，已很久没回过家。两个嫁到外村的姐姐也自顾不暇。邻居家已盖新房，这家人却在土房里住了20多年。一亩多地的收成刚刚够全家人的口粮。

　　这一亩地成了钱仁凤和父母的命根子。那一年，父亲和母亲都已60岁。早在1998年，读完小学5年级的钱仁凤没能等到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务农一年后，时年只有14岁的钱仁凤跟着姐妹们去了不远的四川大崇乡养蚕。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和最重要的劳动力，钱仁凤分别在村口和大崇乡被父亲拽了回去。

　　回到家中的钱仁凤被父亲狠狠责备了一顿。又过了一年，眼见家中经济状况毫无改变，最终父亲准许钱仁凤外出打工。这一次，钱仁凤去了巧家县城里做保姆。

　　“人很听话，也很勤快。”钱梁社村民钱仁敏说。后来因带孩子细致和耐心，2001年9月，经雇主推荐，钱仁凤去了开办不久的“星蕊宝宝园”做保姆，负责带2-4岁的儿童并为托儿所做饭。这个决定，改变了钱仁凤的一生。

　　据钱家的回忆和案件卷宗所示，2002年临近春节时，钱仁凤已在“星蕊宝宝园”工作了5个月左右。过年回家，在家呆了10天后，正月初六，钱仁凤返回了巧家县城。

　　临走前，钱仁凤背着上学时用过的帆布书包，说句“爸爸，我走了!”这一走，她再也没回来过。

　　毫无征兆的惨案

　　2002年2月22日早上，钱仁凤的堂叔钱智万还曾在托儿所见过她。

　　“我前一天去了女儿家，第二天想着钱仁凤在，就去看了看她。”据钱智万回忆，当天早上9点多，他来到“星蕊宝宝园”找钱仁凤，对方正带着宝宝们玩耍。“说了几句话，钱仁凤带了10几个孩子，我看她忙，呆了半个小时就走了。”

　　当时，钱智万并没有感觉钱仁凤有什么不妥，双方的对话也十分正常。次日，钱智万返回了钱梁社。三天后，当他再次来到侄女家时，被告知“钱仁凤带的孩子被药毒死了。”

　　一份当年的报案笔录显示，2002年2月22日17点，“星蕊宝宝园”园长朱梅之父朱明华到公安机关报案。朱明华称，当天15点左右，2岁零一个月的侯磊睡完午觉起床后，他和朱梅发现侯磊的精神不好，朱梅以为是感冒,便冲了碗糖水给宝宝喝，发现没有好转，便通知其家人，一同将侯磊送进医院。一个半小时后，侯磊经抢救无效死亡。

　　投毒案发生后，与事件相关的朱梅及其父母、钱仁凤等人，被带到巧家县公安局做询问笔录。

　　从现有的笔录上看，警方大致围绕着两个方向来展开侦查工作：人员关系及事件发生前后的可疑情况。钱仁凤说，当天，她和20多名宝宝一起吃完午饭后，并没有出现异常。在前三天的警方笔录中，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

　　事件的逆转，发生在三天后。担忧侄女的钱智万来到“星蕊宝宝园”，但并没有见到钱仁凤。在被询问并告知身份后，钱智万被园内的警察带回公安局做笔录。在那里，钱智万曾听见侄女的声音。而从警方的笔录记载的时间来看，钱仁凤这次的审讯从当天15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共13个小时。

　　也正是这一次的笔录，记载了钱仁凤承认在饭菜内下毒的供述。按照当地法医的尸检和现场所涉物品的鉴定，证实侯磊死于摄入毒鼠强，另有两名儿童中毒后抢救脱险。

　　2002年正月十八，巧家县公安局和崇溪乡派出所民警，在曾任村干部的钱仁敏的带领下，找到了钱仁凤的老家。

　　据钱仁敏回忆，几名警察刚开始并未向他和钱仁凤家透露原因。“找到钱仁凤家后就开始搜。”钱仁敏回忆，搜查半个多小时无果后，走出门外的派出所民警才悄悄告诉他：“钱仁凤用药毒死了孩子。”

　　一个月后，在巧家县城，钱仁敏再次偶遇这名警察，“对方说，幸好没有满18岁，不然事情会更大。”而对于钱仁凤的父母而言，女儿被抓让他们陷入了崩溃，从此，钱母一病不起。三个月后，钱父离开卧床的妻子，一路打听来到巧家县看守所，给女儿送去了衣服。只是这一次，他并没有见到女儿。

　　被判无期

　　投毒案事发后7个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此案。

　　在当年的刑事判决书上法院认定，2002年2月22日吃过午饭后，钱仁凤在“星蕊宝宝园”厨房的部分食品内投放毒鼠强，并拿给园内的幼儿食用。导致侯磊中毒身亡，并造成其他两名幼儿住院治疗。因钱未满18周岁，依法从轻处罚，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钱仁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钱父回忆，“听到判决后，钱仁凤曾大声喊冤枉”。而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钱父，在法官问“还有什么意见”时，面对偌大的法庭和喊冤的女儿，木讷的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次庭审，是2002年初投毒案事发后，父女二人首次相见。庭审时，钱父曾一度十分靠近女儿，但直到庭审快结束时，钱父才看清女儿的脸。“头发一直遮在脸前面，她见了我，也没有哭。”

　　宣判后的两个月，钱父收到了判决书。不久，钱仁凤的代理律师以“事实证据不足、遭遇警方刑讯逼供”为由，进行二审上诉。随后，云南省高院以“事情清楚、被告已认罪，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为由，向钱仁凤下达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书。

　　钱父收到裁定书后，被告知钱仁凤马上要去昆明服刑。次日，钱父赶下山去见女儿，在看守所的高墙内，父女相对而泣。“爸，我真的没有做。”钱仁凤幽幽地对父亲说。

　　喊冤8年

　　2010年4月9日，云南省行动律师事务所的几位律师来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进行法律援助。行动律师事务所主任朱翰中对那次的普通维权而发现的案子记忆犹新。

　　“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了救星，跪下来哭着喊自己冤枉，监管人员拦都拦不住。”而在他看来，“钱仁凤的案子令人很意外。”从服刑人员的心理上来说，入狱8年仍在喊冤的事例并不多见。“像这种被定为有预谋的案子，做没做自己最清楚，如果入监8年还在喊冤，至少是需要给案子打个问号的。”

　　同去法律援助的律师杨柱接手了钱仁凤的投毒案申诉。经过多次与钱仁凤沟通，并赴巧家与钱父及其亲友接触后，2010年9月7日，钱仁凤和父亲委托杨柱，对当年的投毒案进行调查取证和申请再审。

　　作为公益法律援助，杨柱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巧合的是，杨柱和钱仁凤签订委托协议的这一天，距离钱仁凤一审被判有罪已整整八年。

　　经过与钱仁凤的交谈和查阅当年的卷宗后，杨柱和朱翰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在他们看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10年前那场投毒案，警方采集和法院采信的证据几乎站不住脚。

　　钱仁凤在给杨柱的信件中说道：“当年不懂法律，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带去了沉重的打击。”而在此前的会见中，杨柱也向钱仁凤谈过自己的顾虑，面对10年前的案子，若要申请再审，难度可想而知。要还钱仁凤一个清白，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的困难是钱。按杨柱的计算，若云南省高院驳回申请，可能需要到北京反映情况，来回的旅费不菲。他给出了一个保守的数字：8000元。钱仁凤听完沉默许久，那个家庭根本拿不出这8000元。

　　按照当时旧的刑事诉讼法计算刑期，如无意外，钱仁凤至少要到2015年左右才能出狱。“但可能时间要比这个长，因为她一直在申诉。”

　　最终，杨柱决定联合钱仁凤的堂妹钱仁左、王进贵一家，以及侄子钱伦荣等人，共同出资援助钱仁凤申诉。至今在为钱仁凤申请再审的奔波路上，花费已远远不止8000元。

　　2011年，杨柱代钱仁凤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同年12月16日，高院认为，原审所认定的证据经过原审法庭的质证、认证，证据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驳回钱仁凤再审申请书。但直到今年4月，杨柱才收到这份驳回书。

　　此后，杨柱和钱仁凤的亲人们分别向省政法委、省公安厅等有关部门递交申诉材料，但均石沉大海。今年年中，杨柱和王进贵进京反映情况，但至今没有结果。

　　证据相互矛盾

　　涉嫌刑讯逼供？

　　作为当年身陷投毒漩涡的托儿所所长朱梅，同样经历着10年的煎熬。

　　当年，朱梅师范毕业后开办了“星蕊宝宝园”，托儿所发展势头良好。如今在巧家县城，托儿所随处可见。如果不是那一场投毒案的发生，“或许我的那个托儿所将是最好的。”投毒案发生后，朱梅和父亲偿还了3个孩子的医疗费以及侯磊的赔偿费，至今其父还在偿还着从亲朋那里借来的钱。而朱梅则远走他乡，躲开巧家那个“是非地”。3年后才从阴霾中走出，返乡，结婚，生子。

　　10年前，由昭通市公安局督办，巧家县公安局抽调20余名警察侦办的此案，短短数日便“锁定”犯罪嫌疑人，成为当地警界的经典案例。10年后，当地曾参与侦办此案的20余名警察，有些仍在原单位从事刑事侦查工作，有些已转岗，也有人升迁。

　　连下数次巧家后，杨柱搜集到了当年警方对钱仁凤和其他关键人物所做的全部笔录。在如今依然可以清晰辨认的笔录上，2002年2月25日15点到次日凌晨3点半的那次讯问，钱仁凤承认自己下毒的这份供词成为警方最有力的证据。围绕这份供词，短短几日，从作案动机到毒源，再到投毒方式，直至投毒完毕的处理行为，巧家警方搜集到的这些证据，都相互印证了钱仁凤即是投毒的元凶。但事实上，自2002年2月25日凌晨供述自己下毒后，2月26日16点，仅10个小时，钱仁凤便翻了供。

　　疑点一

　　作案动机

　　在警方审问的笔录中，“朱梅吼我”成为钱仁凤下毒的作案动机。然而事实上，在警方调查的多名相关人士的笔录中，有关作案动机的描述，只有钱仁凤的一份“孤证”。在当时给朱梅做的笔录中，并没有对应的说法。相反，在朱梅看来，两人关系非常好，鉴于钱仁凤工作努力，朱梅还给她每月加了50元的工资。

　　即便钱仁凤已被关10年，这些年朱梅始终不相信，是那个单纯的小保姆投毒。“从来没有想过是她，没有理由，真的没有理由。”

　　疑点二

　　勘验记录和笔录逻辑矛盾

　　除作案动机外，警方提供的勘验记录和笔录之间的逻辑矛盾成为质疑的焦点。勘验记录记载，事发后，警方在”星蕊宝宝园“厨房发现大量毒鼠强，遍布大米、酱油等食物、调料中。然而，同样被警方搜集的笔录中，钱仁凤、朱梅等人称，当天中午大家都吃了同一顿午饭。

　　20多人同吃一顿饭，为何只有3人中毒？警方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3名儿童单独吃了食物。而在笔录中，警方问钱仁凤为何要吃有毒的食物时，钱仁凤的回答是：“着了也就着了（中毒也就中毒了）。”而在一审、二审的法院判决中，对于当时吃饭的情形，描述也含糊不清。法院认为，当时“钱仁凤在部分食品中投放了毒鼠强，并喂给孩子们吃。”

　　疑点三

　　毒鼠强来源

　　毒鼠强来源方面，钱仁凤的陈述也前后矛盾。此前，她“交代”是在托儿所厨房中发现。钱仁凤称，来巧家后，一天早上她在托儿所打扫卫生，捡到了一个瓶子，里面还有少量的液体。两天后，也就是事发当天，朱梅因为工作的事情吼她，钱仁凤怀恨在心，在饭菜里下了毒。但在另一份笔录中，钱仁凤则称自己是在家里找到毒鼠强并带至巧家县城，并且告诉警察，在离开村子前，她还拿出毒鼠强向同伴炫耀。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钱仁左等伙伴的证实。

　　疑点四

　　物证为何没指纹？

　　警方称，钱仁凤交代投毒过程后，曾带着警察回到村子里指认现场，但据钱仁凤父母以及亲戚们回忆，钱仁凤从没回过村子。

　　在两份笔录中，钱仁凤先“交代”，投毒后，她将盛放毒鼠强的百色塑料瓶子丢弃在垃圾堆中。随后又“交代”，她将瓶子丢进托儿所附近的水沟中。最终，警方称在水沟中找到了瓶子，但在这份物证上，并没有钱仁凤的指纹。

　　所有卷宗显示，包括后来找到的毒瓶子，警方所有的证据，全部由钱仁凤口供所引出来。但即便是这个最重要的物证，除没有钱仁凤的指纹外，也和钱仁忠的描述相互矛盾。钱仁凤称，塑料瓶装的毒鼠强系家人从钱仁忠处购买，但钱仁忠所卖的毒鼠强，全是玻璃瓶装。

　　疑点五

　　涉嫌刑讯逼供？

　　警方证据为何都是孤证？有关投毒过程的细节为何前后矛盾？在一份杨柱会见钱仁凤的笔录中，她说出了当年的遭遇。她说，在询问室中，她遭到了两名警察的殴打，“我不承认，他们就让我跪在地上，跪了七八个小时。他们还脱下黑皮鞋打我的脸，皮鞋的跟有点高。”

　　钱仁凤说，在继续不承认的情况下，警方又将她的双手反铐。最终，在投毒案发生3天后那次长达13个小时的审问中，钱仁凤供述是自己投了毒。回忆当时的情景，钱仁凤说：“不招就要吃苦，不招就跪在地上。”

　　走访发现

　　神秘“官二代” 事发后曾“失踪”

　　就在钱仁凤被锁定为嫌疑人并最终被判有罪时，一名当地“官二代”也神秘失踪。

　　杨柱通过走访得知，时任巧家县公安局某领导的儿子罗某曾追求过朱梅但未果。令人意外的是，之后罗某疯狂数次盗窃朱梅家中财物，并因此“坐了一年多的牢”。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朱梅姑父刘举学的认可。刘举学说，在罗某放出来后，朱梅家的摩托车便在深夜被烧。至今，在朱梅曾经的住房墙壁上，还留着当年漆黑的焚烧痕迹。而纵火后，刘举学的儿子和孙子，见前门已被火墙封闭，是从后窗逃生的。

　　通过走访，杨柱曾经从曲靖当地一名退休警察处获悉，投毒案发生后，罗某与一名同伴前往曲靖市，并“住了很久”。

　　而在整个侦办过程中，巧家警方并没有对本案最大嫌疑人罗某进行讯问。对此杨柱认为，按照刑侦学来讲，没有讯问本应最有作案动机的罗某，而将矛头指向17岁小保姆，“巧家警方此举令人匪夷所思，起码，笔录是要做的。”

　　事实上，2010年，杨柱曾带着助手找到朱梅的单位，试图与之谈及此事。“她的一名同事突然冲出来对着我们大喊：‘是不是要翻案？’”杨柱等人觉得很诧异。事后他才知道，这名女子便是罗某之妻。今年12月12日，杨柱要求会见钱仁凤，被狱方拒绝。18日再次要求会见，在对峙数个小时后，终遂愿。会见的那半个多小时，杨柱始终不敢看钱仁凤的眼睛。听说还没有消息，钱仁凤的眼睛迅速黯淡下来，“两年了，刚看过卷宗时的信心，现在也被打磨光了。”杨柱说。

　　2002年的那个春节，16岁的钱仁左在山上与堂姐作别，一别已10年。如今，钱仁左嫁作他人妇，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那事儿，姐姐的孩子怕比我的还要大吧？”

　　经过众人的努力，钱仁凤案有了进展。“烟云”所发的微博经广泛传播后，云南省检察院官方微博回应，已将此事以舆情回报的方式上报。而北京盈科（昆明）律师事务所杨名跨等多名律师也表示，将与杨柱携手，适时介入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