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户”作为一个不被社会承认其客观存在的群体，由于自出生起便不能享受正常公民的各项权利，黑户们的整体素质也普遍较低，并且日益成为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隐患。

　　由于孩子的户口问题无法解决，单身妈妈刘菲（化名），将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房山分局拒绝为其子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

　　刘菲与李某在未进行婚姻登记状态下生育孩子小杰（化名），因无力缴纳33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小杰今年已经8岁，却仍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孩子”。从孩子的出生证明，到孩子的就学，一路走来每一个环节上，刘菲都少不了要费一番周折，四处“托关系”、“找熟人”，即便如此，目前在小杰的学籍卡上，身份证号一栏是空着的。

　　由于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一个孩子出生后能否办理户口登记，需要各种证明，在一些地区，像小杰这样的非婚生孩子，连出生证明的办理也困难重重。没有出生证明，就无法申报国籍、户籍，无法取得公民身份号码，也无法证明婴儿出生状态及血亲关系。

　　今年10月，湖北省卫计委出台管理办法规范出生证明的办理，要求“各签发机构与管理机构不得以结婚证、生育证等作为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附加条件”。

　　事实上，原卫生部、公安部下发的一系列《出生医学证明》管理规定都指出，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需要查验新生儿父母有效身份证件，并没有将结婚证、生育证作为附加条件。但现实却是，像小杰一样的“黑孩子”是一个数量庞大的人群，湖北修订管理办法的新闻，使得“黑孩子”再次受到关注。

　　“黑孩子”

　　他们是一群无辜的孩子，但世俗的眼光和制度的条款，为他们打上了不道德产物的烙印。非婚生子女是他们在法律概念上的身份，而在社会隐性的亚文化层面中，他们还有一个更加尴尬的名字——“私生子”。

　　2013年的隆冬时节，在刘菲的案子开庭审理一星期后，记者见到了小杰。从北京南站一路向西南，经过西六环和高速公路一连串的收费口，出租车在房山区青龙湖镇的几条小路上盘桓着找不到方向，导航信号也时断时续几经失灵，从老北京的概念上来讲，这里已算不上京城的地界，沿途景物也与普通的小县城无异。辗转找到刘菲家所在的小区，已经是晚上8点了。

　　刘菲一见面就开始向《新民周刊》解释：“真是不好意思，刚刚没回你的信息，今天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家门锁坏了，孩子回家进不去屋子，是我后来找人把锁撬开的。都没来得及给孩子做饭，让他自己去我姨家吃了。”从刘菲有些无措的语气中，记者感受出，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子，生活的确过得不易。一位独自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又岂止是孩子的户口？

　　一进刘菲的家门，小杰已经早早等在门口，看到母亲带了记者进门，又蹦又跳很是热情。这是一个活泼好动的男孩，乍一接触并不能感受到他与其他孩子的不同。“阿姨，刚才我听妈妈说你走错路了，你是不是坐到青龙湖小学那边去了，我就在那上学，我今年刚上一年级……”和小杰的对话，就在这样轻松活泼的气氛中开始，直到记者在刘菲的指引下，找到电脑桌上的一张光盘，气氛忽然转弯。

　　事情发生时，刘菲正在厨房里炒菜，嘈杂的排风声中，刘菲从厨房中探出半个身子，告诉正在沙发上和小杰聊天的记者，在她的卧室电脑桌上，有一张媒体寄来的采访光盘，“前几天有媒体的人来了，采访完我之后，给我寄来了两张光盘，我没放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的问题，你帮我看看……”

　　不等记者回答，小杰已经从沙发上跳起来，把记者拉进了刘菲的卧室，拿起光盘很熟练地放进了光驱。光盘果然放不出来，小杰忽然说：“不看也知道，肯定是说我妈的事。”说这话时，小杰一扫之前的活泼好动，语气里有一种很难形容的负能量，是沮丧？是无奈？还是气愤？

　　“他们说我妈生我要罚款，要不就不给我落户口，罚款30多万，我妈没钱交不起，想卖肾……”小杰继续说着。当记者询问小杰，是在哪里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小杰回答：“他们一直和我妈说，见面也说、打电话也说，我听见的。我觉得计生委和公安局的人真坏，我将来长大了想参加黑社会，报复他们。”这样的话从一个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8岁男孩口中说出，记者愕然，一时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