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昌的多数时间都不在河南省新密市，虽然他现在仍然兼任着郑煤集团下属一家煤业公司的监事会主席。

　　他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新名片，递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一边忙着介绍，他的新职务是北京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长，现在，他的多数时间都在全国各地打“飞的”，忙着为新公司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

　　这位曾在新密市拥有亿万财富的煤老板，现在正在转型成为投资人。王文昌说，搞投资对于他这个从小跟煤打交道的农村人来说，确实是个新领域。

　　煤矿整合

　　王文昌不得不转型。2009年年底，王文昌还在担任新密市一家煤业公司的董事长时，便被告知，河南省将专门成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指导督查小组，对全省煤矿行业中的中小煤矿进行兼并重组，对不愿参加重组或者达不到兼并条件者，则要求须在2010年底前关闭退出。

　　根据河南省政府于2010年2月批转的一份名为《河南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实施意见》的文件，此次兼并重组的重点为年生产规模在15万至30万吨及以下的煤矿。

　　新华社一则新闻显示，此次煤炭行业整合中，共有670余家小煤矿被先后停产、整合，这意味着，至少有数百名曾经在河南经营小煤矿的煤老板，将被迫转型。

　　他们是一群手握重金的煤老板，也是一群面临着新角色定位的煤老板。他们最终流向了哪里？王文昌说，这批煤老板，一部分选择了投资房地产行业，还有一部分选择了实业，也有一部分，像他一样选择了投资行业，“还有很大一群人，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到现在都比较茫然。”

　　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张立功说，他们协会有不少会员都是煤老板，为了转型，很多人还专门去读了MBA，上了高等专业教育课程，也经常在一起探讨如何转型。

　　转做投资和实业

　　郭志星是“煤城”平顶山的一名煤老板，他的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初承包了当地一座煤矿，父亲去世后，郭志星子承父业，成为了“煤二代”。但面对河南省的煤炭整合大势，郭志星的转型并不顺利，先后花去几十万元，投资了好几个项目，均以失败结束。几番折腾过后，他携重金进入了房地产业，先是一掷上亿元，在北京买下了十几套房产，之后又转战郑州，投资3500万元在郑州市郑东新区购买了8000平方米的商业地产。

　　平顶山的另一位煤老板常建伟也在此次整顿风潮中选择了转型，他选择了向实业进军。

　　常建伟于2003年开始涉足煤炭行业，高峰时期，他在平顶山拥有8座煤矿资源，2005年，河南省要求全省中小型煤矿进行资源整合，常建伟为此付出4亿多元技改资金。2009年，面对河南省新一轮煤矿整顿，常建伟的8座煤矿仅剩一座，即便如此，他还得将这座煤矿拿出，与平煤集团九矿重组后，才可投入生产。

　　无奈的常建伟被迫转型。他先是投资3.5亿元，收购了平顶山当地最大的老啤酒企业河南四铃啤酒有限公司，之后又投资数亿元，收购了当地的另一家造纸厂。2011年，他又全资收购平顶山市公路局园林处，业务开始向园林绿化、高效农业领域迈进。

　　常建伟并不认为传统产业不好经营，相反，如果能从设备、工艺、技术、自动化等方面站在传统产业的制高点，不但不会出现高耗能、资源浪费的问题，反而会代表行业的先进发展走向。而且从具体产品上，比如包装纸，反而能有效利用废纸箱进行循环经济的发展。

　　同样选择实业领域的，还有来自登封市宣化镇的岳占州，这位于2001年开始经营小煤矿的煤老板，在得知河南省即将开始新一轮煤矿整合后，选择了将名下煤矿卖给一家电力企业，随后，他投资3.5亿元，在当地购买了40亩地，组建许昌欣博阳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生物饲料。

　　岳占州说，现在，他的饲料已经通过了河南省畜牧局的验收，并在天津等地销售。

　　三门峡渑池县的高英福转型得更彻底，在自己的煤矿被关停后，他成立了一家畜牧养殖公司，将煤矿厂房、职工宿舍改造成了猪舍，并在煤矿附近的山谷中建设了高标准的生态养猪场，直接从煤老板变身成了“养猪大王”。

　　高英福说，以前做煤矿时，晚上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现在虽然累点儿，但心里更踏实。

　　转型有风险

　　本报记者采访发现，并不是所有煤老板都能顺利转型，相反，由于自身文化知识及对企业经营所需素质的缺乏，很多煤老板转型并不顺利。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谷建全说，小煤矿虽然利润大，但技术含量不高，属于粗放式管理，如果转型到实业和服务业，既要求管理者懂精细管理，又要有技术门槛，如果后续人才、管理技术跟不上，还会有很大的经营风险。

　　张立功称，制约煤老板转型的另一个因素是，很多煤老板在煤炭经营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很强的“路径依赖”，缺乏适应国家和地方政策的能力，也缺乏对资本运作和现代企业的驾驭能力。让他们向别处转，他们自己也很茫然。

　　在位于新密市的河南华丹全降解塑料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一片萧条的厂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付志军，早在2004年便因开采小煤矿有了1亿多元的积蓄。

　　后来，正在筹划转型的付志军听了朋友的建议，想进军高新技术产业，在购买了一项被认为“有望改变塑料行业长期依赖石油资源局面”的可全降解塑料技术后，他投资2亿多元建成了该技术的生产线，由于资金不够，他不仅押上自己的全部的财产，还借了几千万元的债务。

　　结果，这些成本要比普通塑料袋高好几倍的可全降解产品，因价格高企不下，无法与廉价塑料袋竞争，造成公司产品滞销，最后不得不彻底停产。而当初投资2亿多元的厂房、设备现在也开始生锈，当初招聘的几百名工人大部分放假回家，只剩下几个看守人员。“我不知道还该不该坚持下去。”付志军说。

　　目前，多数煤老板仍在情愿或不情愿地退出煤炭行业，他们眼下最大的愿望，便是通过转型，寻找到新的角色定位。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宋向清认为，煤老板的转型，对其个人意味着人生的再次创业，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则是社会资金的再次重新分配，甚至会带来经济生态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应采访者所请，文中所涉煤老板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