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然面对历史的伤：解读晚清七十年

　　内容推荐

　　本书是社科院马勇教授关于晚清史的总结性著作。作者怀揣着温情和敬意，从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叙说长远看五口通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光绪帝推动改革并非想象那么难，八国联军是来拯救外交官和教民的，清政府废除科举并未使革命党人增多……报以坦然和善意，以期可以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作者简介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化历程》《1911年中国大革命》《晚清二十年》《清亡启示录》等，最近出版的著作是《容忍历史不完美》。

　　精彩试读

　　“中体西用”的初步尝试

　　正如曾国藩所意识到的，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具有明显缺陷，带有极强雪耻意识、自卑心理。学习西方，就是学习西方，为什么一定要学好之后去“制夷”，为什么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共同进步呢？

　　曾国藩意识到了洋务新政的内在矛盾，但他那代人并没有办法真正克服这个矛盾。那代人开创的洋务事业和清王朝的中兴运动，实际上就是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经过几十年奋斗，洋务运动不仅没有抵挡住外国列强的侵略，反而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冲击下一败涂地，持续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换来的却是割地赔款，中国人不得不再一次冷静地思索向西方学习的利弊得失，重新探索中国发展之道。

　　其实，早在洋务兴起之初，就已有人预见到后来将要发生的危机。曾国藩注意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是长远之举，主张中国人直接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但是，曾国藩不明白在中国政治体制、文化模式、社会心态等没有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西方科学技术等并不可能真正在中国生根。事实上，只有改革中国既有体制、文化方面的弊端，容受广义的西方精神、体制和文化优长之处，才能真正为中国开出一条新治道。

　　1862年开始担任李鸿章幕僚的冯桂芬，在其1861年准备出版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其落后之处“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 ”这四个方面囊括了中国内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各方面。冯桂芬提出，中国只有进行全面改革，才能做到“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

　　很显然，冯桂芬的思想上承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事业。然而也应看到，冯桂芬虽然意识到中国的全面危机，注意到向西方学习，但他所强调的学习内容仍然局限在坚船利炮等技术层面，“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而对西方政治体制、文化思潮，冯桂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人仍不屑一顾，依然无法忘情中国传统，以为中国未来必须以儒家伦理为依归，不遗余力学习西方，“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抱有这种愿望的在当时并非冯桂芬一人，可以说当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知识分子都难以忘怀中华文化，都试图将中西文化进行沟通与融合，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较为激进的郑观应一面不满意于洋务派只知学习外国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将体用分为两端，认为西方国家也有他们自己的体与用，轮船、火炮、铁路等工艺技术只不过是“用”，而“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政体才是他们的体。中国学习西方，应从根本处入手，否则，“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趣，常不相及”，即使做到“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中国也只能永远落后。他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必须解决“体”的问题。而问题也出在这里，郑观应强调建立议院制度，以为能够解决体用两端的毛病，但在观念形态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时，他又总是希望回归到“圣之经上”，并明确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这种认识无疑反映了传统文化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理上的积淀和影响。

　　“中体西用”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破裂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时代精英，已部分认可西方文化，承认西方文化有弥补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但又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败下阵来不胜悲哀，希图能在新形势下使传统文化起死复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中体西用”的口号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曲挽歌，又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重新建构和重新解释。

　　梁启超1899年在《自由书》中写道，“中体西用”的思想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他相信这个思想“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中体西用”路径。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道理，当然不是梁启超这样彻底否定所能解释的，因为“中体西用”虽说只是一个概念，但其前后期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中国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之后被迫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的，之所以两次被打方才觉悟，而不像其他“后发国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迅即拥抱，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文明底蕴太深厚了。文明传统原本是个积极因素，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成为前进的包袱。

　　在16世纪之前很长时间，中国文明确实有资格傲视全球。但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人类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巨大的产能过剩迫使工业资本寻求海外市场，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其实就是被硬拉着从农耕文明走上工业文明。

　　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暂时的、局部的，中国只是在科学技术上不如人，要论精神文明，中国人三纲五常名教伦理远迈西洋。所以那时稍有眼界的中国人如冯桂芬，虽然承认中国的失败，但认为这种失败并不说明问题，他耐心劝告大家“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洋诸国富强之术”。这就是“中体西用”发生之初的情形。

　　显而易见，“中体西用”在近代中国早期具有进步意义，这种思想就是劝告中国人不要怕西方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相信中国文明在与西洋文明充分接触后，一定能够重构一个新体系。这种劝说对于减弱反对者的压力，相当有效，这些反对者不由自主地想，既然坚守了“伦常名教”，那就学点“奇技淫巧”吧。

　　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就这样开始了，虽说勉强，但经过十多年时间，还是非常有效。中国的科学技术获得新的活力，经济实力也获得相当提升。

　　“中体西用”为中国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但这种做法确实也遗留了相当问题。到了19世纪70年代，思想界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再满足于“中体西用”这种模式，他们认为应该随着新经济、新技术成长，逐步加大向西方学习的力度。他们渐渐意识到，西方的成功并不仅在科学技术，更不仅在坚船利炮，西方的强大有本有源，这个本源就是西方的机制、体制为其发展提供了可能与保障。这些思想者在当时就建议清廷适度扩大“中体西用”的内涵，逐步将西方发展最本质的东西包容进去，比如西方的法律体系、议会体制等，都是可以尝试的东西。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中国的经济构成已经发生巨大改变，近代化的工业基础逐渐成形，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即中国资产阶级也在缓慢成长，中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法律制度经过三十年调适，也在向世界靠拢。应该说，一个全新的中国可期，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也不再是遥不可及。

　　然而，就在中国按照自己的规则按部就班前行时，士大夫阶层和军方鹰派觉得中国已经了不起，觉得三十年前各国都有点对不住中国，执意复仇，发誓像列祖列宗那样开疆拓土，弘扬国威。于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三十四年时改变了韬光养晦既定政策，为了朝鲜与日本大打出手。短短几个月，清军原形毕露，大清国“同光中兴”的神话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依然不敌同期发展的日本，战争结束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以为都是先前“中体西用”惹的祸。因为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没有像日本那样追慕西方，没有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强国”的企图和勇气。于是，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进入“维新时代”。此后，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其实都是亦步亦趋模仿日本。然而短短十几年，大清国成为历史，中国发展根本转向。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中国在1895年的转向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再以“线性进化论”去分析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放弃洋务新政实在可惜。中国在那个时候之所以不期然放弃洋务既定方针，不期然转身向东，又与那之前几十年清廷始终没有说清中国未来目标和方向有关。

　　根据清廷在19世纪60年代确定“中体西用”路径时的看法，中国之所以不必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并不是中国不愿学习西方，而是因为中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的政治架构，中国所缺在于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没有适时跟上。所以，中国不需要在政治架构上大动干戈，中国的未来发展只需要做加法，不需要或者说很少需要做减法。中国应该增加自己文明形态中所不具有的西方元素，但中国没有必要像日本那样与传统诀别，从头开始。

　　中体西用的理由在那时是充足的，中国人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充满自信，所以当日本使者19世纪70年代向中国方面传递明治维新思路和做法时，中国人并不认为日本的做法值得中国仿效。

　　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的洋务运动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谋取发展，短短几年时间，中国就能有效消化西方高科技，转化西方高科技，并成为中国发展的有效力量。根据不完全研究，中国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现代轮船制造业、军械制造业等，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利用西方技术，赶上西方的制造能力，金陵机械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一大批具有西方元素的现代企业，发展迅猛，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

　　除了实业发展，洋务新政也注意与世界发展的一致性，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各国对华投资、交涉等事务；创设同文馆，培养外交人才、科技人才；派遣幼童出洋留学；派遣驻外公使分布世界各大国。

　　应该说，中国在洋务时期对于“中体西用”的道路、理论和体制有足够理由自信，因为毕竟短短三十年使中国面貌根本改变，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集体无意识不再认同先前的一切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说来，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洋务新政的真意思。

　　从现在的眼光看，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清廷如果在那个时候明白告诉知识人，中国的事情必须一步一步走，中国不会拒绝一切好东西，中国就不会因为西方而不接受西方的体制、思想和道路。中国文明之所以大，就是因为中国文明从来不拒绝外来的东西，中国从黄河一隅走到今天的四至，就是因为包容，因为吸纳，因为不拒绝外来文明。

　　其实，清廷当年已经这样做。清廷在宣布中体西用后，并没有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并没有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中国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也吸收了不少西方思想，乃至法律、体制，西学之用的范围有无限度扩大的趋势。等到甲午战争结束，没有人旧话重提，而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弃旧图新，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