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山2 去国还乡：寻找重返传统文化家园之路

　　内容推荐

　　“碧山”系列图书的主旨是试图寻找重返传统文化家园之路。“碧山”并无确切地名指向，她是一个象征，象征哺育我们的自然和中华文化原乡，青碧的山峦和村庄将永远是我们来自于斯、并心归于斯的所在。《碧山》系列图书在继续原来品质的基础上，更加集中于探讨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处境、今后的努力方向，以及对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的批评。

　　《碧山》第二辑主题为“去国还乡”。成为一位改良主义者的同时，也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位个人主义者。救活乡村，其实就是救活自己。去国还乡，在我看来，正是走在寻找我们传统家园的路上。我们的家园在哪里？最重要的还是在每个有着传统文化精神且富有创造力的人身上。去国还乡，实际是在寻找我们自己，只要前仆后继的人还在，我们的家园就不会消亡。

　　作者简介

　　1970年11月生。策展人，出版人，《碧山》杂志书主编。现居黟县、北京和合肥。2002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三年展——中国艺术三年展（后更名为南京三年展）。2006年底创办《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2011年和欧宁发起碧山共同体计划，开始致力于乡村建设。他曾担任南视觉美术馆（南京）执行馆长、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北京）艺术总监。作为艺术教育者，他在安徽大学教授纪录片和当代艺术课程；作为独立电影的推广者，他曾担任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和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的策展人，并发起、创办“艺术空间放映联盟”（ISAAS）和“中国独立影像档案馆”（CIFA）；他曾经策划过很多当代艺术展览，其中包括“未来考古学”第二届中国艺术三年展、“诗意现实：对江南的再解读”、“趣味的共同体”、“在瓦伦西亚55天：中国当代艺术展”、“我的大学：刘大鸿与双百工作室”等，并为艺术家颜磊、王音、董文胜、高世强等策划过个展。他曾应邀在奥地利、西班牙、智利、日本、巴西和挪威的一些艺术中心和博物馆策划展览。他还曾主编《工作坊：艺术家是如何工作的》、《另类的表述者：他们的行为、舞蹈和录像》、《纪录何为：对大师与他们作品的凝视》等等。他目前的工作领域包括乡村建设、独立电影和当代艺术。

　　精彩试读

　　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思考 钱理群

　　编者按

　　本文是钱理群先生2001年11月为“西部阳光行动”青年志愿者进行的一场讲座的谈话稿。文章重点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五次“到农村去”的运动。钱先生在文中点出，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农村更甚于中国农村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前往农村真正的内在动因，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而必须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代代下乡，农村落后与贫穷的状况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征得钱先生同意，文章收入《碧山02》。由于原文较长，限于篇幅，本刊进行了删节，敬请作者和读者原谅。

　　也许是因为我研究现代文学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看到诸位，就觉得似曾相识。你们的言谈，说话的姿势，眼神里流露出的热情与困惑，初到农村时的惊喜，第一次走进农民的小屋不知如何交谈的窘态，工作无法深入时的焦虑与无休止的竞争，平静下来的自我反思与质疑等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而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这里有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到农村去”的运动。

　　五四的先驱者是第一代；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与乡村建设派是第二代；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第三代；建国后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第四代；“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是第五代。而今天的你们，是第六代。我们不得不思考，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这是为什么？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知识分子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

　　一、 一个世纪五代人的“下乡运动”

　　（一）五四时期：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和新村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肯定。鲁迅后来曾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在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五四”的先驱者们已经意识到，农民不是“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要求的独立的“人”。

　　而从民族解放的角度来理解农民解放的代表是李大钊。他在《青年与农村》中指出，作为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如果不解放，就是国民全体不解放，而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社会，知识阶级就要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由此他发出“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并在文中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条，是农村黑暗的现状。“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就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哪个的责任？”而第二个理由，在于立宪。“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如果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没有自由的判断力，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的诡诈的手段”的城市流氓，那些“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那有丝毫的希望？”

　　再来看他的第三条理由，是乡村的幸福。他说，“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城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城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李大钊对农村的理想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感，同时也受到了抛弃家庭幸福，跑到乡下农村宣传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俄国民粹派的影响。俄国民粹派对中国“到农村去”运动有积极的影响，但其也造成了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