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荣获普利策奖的学术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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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部受到普遍称赞的权威性著作中，安妮?阿普尔鲍姆第一次对古拉格——一个大批关押了成百上千万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营——进行了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公开性时代的瓦解。阿普尔鲍姆深刻地再现了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

　　《古拉格》出版之后立即被认为是一部人们期待已久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必读书。

　　作者简介

　　安妮·阿普尔鲍姆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和编辑部成员（2002-2006）。毕业于耶鲁大学（1986），马歇尔奖学金获得者（1987）。曾担任（伦敦）《旁观者》杂志国外编辑，《经济学家》杂志驻华沙记者和网络杂志《石板》以及一些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作品还发表在《纽约书评》、《外交季刊》、《华尔街日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刊物上。

　　她的著作还有《东方与西方之间：跨越欧洲的中间地带》。

　　译者戴大洪

　　译有《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

　　《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

　　精彩试读

　　第一章

　　布尔什维克统治初期

　　但是，你的脊梁已被打断，

　　我的美丽而凄惨的世纪，

　　带着一丝空洞的微笑

　　你残忍而虚弱，回首望去，

　　像一只衰老的野兽，

　　看着自己的爪印。

　　——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世纪》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戳穿下述骗人的鬼话：最残酷的镇压时代是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我认为，统计资料将于未来显示，甚至早在一九一八年秋天正式宣布实行“红色恐怖”之前，当年年初已经开始出现逮捕、判刑、流放的浪潮。从那以后，这股浪潮只是变得越来越汹涌，直到斯大林死亡为止……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回忆录》

　　一九一七年，两股革命浪潮迅速席卷俄罗斯，冲击扫荡着帝俄社会，后者仿佛纸板搭成的房子一样立即土崩瓦解。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二月份退位以后，事态发展证明，革命已为任何人所极难平息或控制。第一次革命之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后来写道，在随着旧政权的崩溃而出现的真空里，“现有的所有政治和政策方案，无论是大胆想象的还是精心构思的，全都漫无目的和用途地横空出世了”。

　　尽管临时政府软弱无力，尽管公众的不满普遍存在，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大屠杀使人们怒气冲天，但是，没有人料到政权将会落入布尔什维克——几个鼓吹更加迅猛的变革的激进社会主义政党之一——手中。在国外，布尔什维克几乎不为人知。一则不足为信的传说十分生动地说明了国外的认识。据说在一九一七年，一名官员冲进奥地利外交部长的办公室喊道，“阁下，俄国爆发革命了!”部长嘲讽地大笑起来。“俄国有谁能够发动革命？总不会是那个整天泡在中央咖啡馆里失魂落魄、待人和气的托洛茨基先生吧?”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的性质神秘莫测，那么，它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世界将按其革命的化名“列宁”来认识的那个人——更是如此。在其作为一名革命者流亡的许多年里，列宁的才华得到公认，但是他的放纵行为和宗派活动却让人讨厌。他经常挑起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领导人的争斗，而且还有将关于貌似毫无意义的教条问题的小争吵变成大辩论的嗜好。

　　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根本没有担任任何公认的权威性职务，即使在他自己的党内也没有。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少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仍然反对他所提出的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临时政府的计划，坚持认为党尚未做好夺权的准备，也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不过，列宁赢得了辩论，于是，十月二十五日，政变发生了。在列宁鼓动的影响下，暴动的群众洗劫了冬宫。布尔什维克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不到几个小时，列宁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将其更名为苏维埃俄国。

　　尽管列宁成功地夺取了政权，不过他的布尔什维克批评者所说的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布尔什维克的确处于没有做好准备的混乱状态。结果，它的早期决定——包括建立一党制国家——大部分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而做出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众基础实在薄弱，因此，仅仅为了保住政权，他们几乎不得不立即动手打一场血腥的内战。从一九一八年起，欧洲所曾见过的最残酷的战斗在整个俄罗斯的大地上激烈进行，当时，旧政权的白军部队重新集结起来与新组建的红军部队作战，后者由列宁的同志、从“中央咖啡馆”回来的“托洛茨基先生”统帅。所有暴力行为并非全都出现在战场上。布尔什维克政权千方百计地以各种方式镇压知识分子和在政治上反对它的人，不仅打击旧政权的代理人，而且打击其他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在一九二一年之前一直没有出现相对平静的时期。

　　以这些应急措施和暴力手段为背景，苏联的第一批劳动集中营诞生了。像许多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机构一样，它们是在内战打得最激烈时匆忙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而专门建立的。这并不是说先前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十月革命之前三个星期，列宁本人已经粗略地描述了一个当然还很模糊的计划：要给富有的资本家安排“强制性的劳动任务”。一九一八年一月，因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非常激烈而恼羞成怒的列宁更加急不可耐，他写道，他赞成“逮捕乘坐头等和二等包厢旅行的百万富翁阴谋分子。我建议判处他们在矿井里强制劳动半年”。

　　作为对特定的资产阶级“敌人”的特定的惩罚方式，列宁关于强制劳动的设想与他对犯罪和罪犯的其他想法非常一致。一方面，这位苏维埃主要领导人对监禁并惩罚传统罪犯——窃贼、扒手、杀人犯——感到举棋不定，他把这些人视为自己潜在的盟友。在他看来，产生“社会过激行为”（意即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对人民大众的剥削”。他认为，消除这个根本原因“将使过激行为销声匿迹”。所以，没有必要通过特别的惩罚威慑罪犯：最终，革命本身将把他们清除干净。于是，第一部布尔什维克刑法典中的某些内容使西方最激进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人士兴高采烈。其中，这部法典规定，“没有个体犯罪这种事情”，因此，刑事判决“不应当被视为惩罚”。

　　另一方面，列宁——像对他亦步亦趋的那些布尔什维克法学理论家一样——还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反对革命，并且公开或者经常是隐蔽地企图破坏革命。阶级敌人比普通罪犯难以识别，而且更难改造。不像普通罪犯，决不能相信阶级敌人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因此，与普通杀人犯或窃贼相比，务必给予他们更加严厉的惩罚。于是，一九一八年五月，布尔什维克颁布的首个“关于贿赂行为的法令”规定：“如果犯有受贿或行贿罪的人属于有产阶级并且正在使用贿赂的手段企图保持或者取得与财产权有关的特权的话，那么，他将被判处在最艰苦和最恶劣的条件下强制劳动，同时没收其全部财产。”

　　换句话说，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那时起，人们就将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

　　令人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清晰地描述过“阶级敌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个什么样。结果，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各种各样的逮捕戏剧性地不断增加。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由胡乱挑选出来的革命“拥护者”所组成的革命法庭开始审判胡乱认定的革命的“敌人”。随意判处银行家、商人的妻子、“投机商”——即任何从事独立经济活动的人、沙俄时期的监狱看守以及其他所有看似可疑的人入狱服刑、强制劳动甚至死刑。

　　关于谁是或者谁不是“敌人”的解释各个地方也不尽相同，有时与“战俘”的定义部分重叠。在占领一座新的城市之后，与他们沿着进退不定的前线经常采取的做法一样，托洛茨基的红军总是把资本家抓来当人质，一旦白军反攻就把人质枪毙。在战斗的间歇期，他们可以强迫这些人质干活儿，通常是挖战壕和修工事。政治犯与普通罪犯之间的划分同样随意。例如，临时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可能突然决定，一个因无票乘坐无轨电车被抓住的人已经危害了社会，因此对他要按政治犯罪来判刑。最后，这些决定大部分由警察或士兵去执行逮捕。契卡——列宁的秘密警察，克格勃的前身——的缔造者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个人保存着一个黑色笔记本，他在上面潦草地记下工作时偶然想到的“敌人”的姓名和住址，这些“敌人”都是随意认定的。

　　这种模糊不清的划分将会一直保持到八十年后苏联本身解体为止。然而，两类囚犯——“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存在对于苏联刑罚体系的构成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头十年，苏联的监狱甚至为了分别关押两类囚犯而一分为二。作为一种副作用，监狱分类无意中造成了现有监狱系统的混乱。在革命初期的那些日子，所有囚犯都在“传统”司法部门——先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后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管辖权限之下予以关押，并被监禁在“普通”监狱系统内。也就是说，他们被投入沙俄时代留下的监狱，通常是被关进占据着所有主要城镇中心位置的肮脏、阴暗的石头牢房。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年间的革命年代里，这些机构整体处在混乱之中。暴民袭击监狱，自封的人民委员洗劫看守，囚犯得到普遍特赦或者干脆一走了之。

　　到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时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保持运行的监狱出现过人满为患或不堪重负的情况。十月革命之后不到几个星期，列宁就亲自要求“采取严厉措施以立即改善对彼得格勒监狱的食品供应”。几个月后，莫斯科的一名契卡官员在视察了本市的塔甘斯卡雅监狱之后报告说，监狱里“寒冷肮脏得可怕”，而且流行斑疹伤寒，囚犯们都在挨饿。大部分囚犯无法为服刑而从事强制劳动，因为他们没有衣服可穿。某张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报道声称，设计容量为一千人的莫斯科布特尔卡监狱已经关押了两千五百人。另一张报纸则不满地说，赤卫队“每天毫无计划地逮捕成百上千人，然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

　　监狱人满为患导致“创造性”解决办法的出现。没有更好的办法，新的当权者只好把犯人关进地下室、阁楼、闲置的宫殿和旧教堂。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说，他曾被关在一幢废弃房屋的地窖里，一个房间关了五十个人，没有家具，几乎没有食物：那些没有收到家人送来的食品袋的犯人只好挨饿。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契卡的一个委员会就曾讨论过关押在斯莫尔尼宫——列宁在彼得格勒的指挥部——地下室里的五十六名不同类型的囚犯的命运，这些囚犯包括“窃贼、酒鬼和各种类型的‘政治犯’”。

　　并不是所有人都因这种混乱状态而遭殃。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是一名（正如所发生的那样正确地）受到从事间谍活动指控的英国外交官，一九一八年被关押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房间里。他把大量时间用来玩单人纸牌，而且阅读修昔底德和卡莱尔的书籍。一名以前的宫廷侍者不时给他送来热茶和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