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硬件更要培育“安全土壤” 关注农村学校校园安全述评

　　有人或许会问,校园安全至关重要,这早已成为共识,为什么还要将校园安全特别是农村学校安全放在聚光灯下再一次审视?

　　有人或许会问,围墙、保安、器械都是构成校园安保的器物性因素,为什么还要如此关注校园安保的硬件建设?

　　2012年12月,发生在河南光山的校园入侵案件,导致22名学生被歹徒砍伤;今年1月15日,一名歹徒为泄私愤,翻过湖南省新化县北渡中心小学的围墙,将一名学生砍成重伤,为抓住歹徒,校长杨建一奋不顾身、以身殉职。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暴露出部分农村中小学,特别是较小规模的农村学校在校园安保上的漏洞:围墙不完整、不达标,没有专职保安,缺少安全设施设备,更缺少必要的投入。这些都让农村学校成为校园安全中最薄弱的环节。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马雷军用“破窗理论”来解释校园伤害案件为何多发于农村:如果学校校门、围墙、监控等设施简陋,又缺乏相应的安全管理,这样的学校就会成为犯罪分子作案的首选目标。

　　必须承认,在基本的安全设施设备尚难达标、专职保安力量匮乏的状态下,谈论农村安保如何升级提档,恐怕很不现实。只有把安全基础打好,才能谈得上农村学校安全校园的建设目标。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较好地解决了农村教育的运转问题,但由于历史原因,农村学校的安全仍是短板。要实现农村学校安保水平真正有效、普遍提升,显然离不开政府的财力支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单靠基层投入、学校自身发展,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些紧迫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杨建一校长牺牲后,新化县教育局局长呼吁,由国家启动实施农村中小学安保工程,以规模化的投入、持续性的举措、系统性的政策,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农村中小学的安保基础建设难题。特别是要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人口较多、校点较多的县市,加大政策支撑力度。基层的期盼之声是迫切的,只有将农村安保建设上升到国家层面,才有可能解决农村学校安全问题。

　　当然,顶层设计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政策准备期,在这之前,基层的有益尝试为制度破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在陕西省黄龙县,有这样一项“基层设计”正渐入佳境。这个人口只有4.6万的县在撤点并校后,只剩下17所学校。但即使如此,保安依然聘不起。

　　2010年,黄龙县人事局和劳动服务局开始了公益性岗位试点,其中一项就是将学校保安纳入公益性岗位,政府财政掏钱,学校管理。目前,黄龙县在岗的24名公益保安,大多是当地农村闲置劳动力。

　　通过借道公益性岗位,黄龙县解决了长久以来困扰学校的保安问题。公益保安的属地原则或许可以在积弊已久的校园安保问题上打开一扇窗。这也说明,地方的主动作为、创新求变,同样是做好农村校园安全工作的重要动力来源。

　　加强硬件建设,可以筑起农村学校安全的有形围墙。但是,加强农村学校的安保能力建设,并不意味着农村学校只要围墙达标了、专职保安配齐了、物防手段到位了,建起来的“安全篱笆”就能很好地应对外来入侵的冲击。

　　要真正做好农村学校安全工作,尚有许多事情要做。正如长期关注并研究学校安全的北京教育学院教授李雯所言,在积极争取支持、逐步改善学校安全工作的硬件和资源投入的同时,要更加努力修炼内功,不断提升学校安全工作的软实力,并以此来弥补学校硬件和资源投入的不足。她认为,就学校管理者和教职工的岗位职责而言,修炼内功、提升软实力更为重要,也更为有效。

　　当然,要提升农村学校安全水平,一个极其重要却又被忽视的重要问题是,农村学校缺乏学校安全内外协同。农村学校在提升安防水平的同时,应当主动和周边、社区、村民建立一种融洽积极的合作关系,不断扩充学校的“安全土壤”。

　　这不禁让人想到,“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在进行农村学生营养餐地方实验时,要求所有食堂工作人员和账目明细监督者都由当地村民兼任。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村依旧保持着熟人社会的密切联系。通过担任学校厨师和保安,村民会将学校当成乡土情感脉络中的一个节点和纽带,而不是一座冷冰冰的建筑。

　　正如邓飞所言:“农村教育中的任何一项改造,只有将资源和权力最大限度下沉到乡村和学校,才能把底盘做稳。”

　　确实,如果农村学校的生命状态、运转模式完全和城市一样,以拒斥乡村的姿态经营安全工作,很可能陷于表面强大实则脆弱的境地。缺少真正的“安全土壤”,有些事情是防不住的。将危机解决在社区、家长中,化解在萌芽状态中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应成为农村学校安全工作的软实力建设之所在。

　　在邻国日本,不少中小学组成了“妈妈特工队”,邀请妈妈轮流做安保志愿者。其职责包括盘查可疑人员、护送孩子上下学等。由此可见,真正把农村校园安全落到实处,靠的不是对高大围墙、高技术设备的过度追求,而是大力培育“安全土壤”,拆掉乡土社会和农村学校情感的藩篱。(记者 王友文 实习生 刘博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