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消极抵制医改 加入基本药物制度收入锐减
孟阿娜21岁开始做村医，15年来头一次不得不向亲戚朋友借了两万元应急。
同样，武汉也遇到了和孟阿娜类似的问题，但他不肯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工作地址也只肯说在湖北省天门市的一个村子。
去年10月31日，村里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到现在近一年的时间，他只领到了4000元钱，“听说是发的补助，也不确定，更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
45岁的武汉说自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两个孩子一个已经毕业，一个刚上大学，可他现在连每年1309元的上网费都交不起。
“不想干了，如果明年还是这样的情况，不得不转行了”。在一个村医QQ群里，很多村医会这么说。
雷淑敏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项目管理部的负责人，红基会自2006年起启动乡村医生培训项目，他们在培训和前期项目考察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乡村医生存在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医疗器械陈旧等问题，但她仍然认为乡村医生是基层医疗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
“村医扎根在基层，最知道这个村子的安危冷暖，最知道他们有什么社会需求，村子里的人需要什么照顾”，在她看来，村医不仅仅有半农半医的身份，还是连接农民和政府的一个纽带，并且在农村，青壮年很多都在外打工，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他们多少都有些小病，让他们跋山涉水地出村看病，又不太可能，村医就显得尤为重要。
光荣职业面临养老难题
武汉说：“如果孩子都不在身边，我都不知道以后我老了该怎么办。”
武汉当年为什么选择做村医？这个问题让他沉默了片刻，随后他说“当初的理想抱负，还提它干吗？”
在他看来，很早以前村医是一个让他觉得无比光荣的职业。他想起老一辈的村医说过的顺口溜，形容了村医的地位，“一是权、二是钱、三是听诊器、四是方向盘、五是供销社的营业员。”
武汉受他父亲的影响，从他手中接下村医这个行当。
不过从医26年的武汉，却是农村医疗队伍中的“年轻人”。
有资料显示，全国乡村医生50岁以上的占23%，40~49岁的占24%，两者相加为47%。而20~29岁的乡村医生只有7%。
“待遇低又没有保障，哪有年轻人愿意做，而且现在连基本的养家糊口都做不到，就更留不住人了。”武汉说。他还要担忧养老问题，“如果孩子都不在身边，我都不知道以后我老了该怎么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要妥善解决乡村医生的养老问题，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新老乡村医生情况不同，解决其养老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当采取不同的保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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