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金融分配成全球财富分配最重要渠道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从本质上讲，当前全球失衡，特别是中美经济失衡是在金融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全球金融中心与全球制造业中心在国际分工协作和利益分配上的失衡。全球利益分配方式已经不仅体现在经常项目上，金融利益所得也成为全球利益分配的重要渠道。全球利益分配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美国既享受了跨国公司主导下的贸易利得，又享受金融分工下的资本利得，是具有正财富收益的债务国，而中国是具有负财富收益的债权国。
金融危机推动了中国外需依赖型经济的战略转型，通过调整经济结构以及加快推进贸易平衡战略，中国外部盈余已经大幅降低。与此同时，美国经常项目情况也大大改观，尽管2011年美国贸易逆差仍高达5580.2亿美元，但今年以来，美国贸易赤字正在大幅改善，2月，美国贸易逆差460亿美元，低于预期，环比减少12%，创近3年来最大的降幅。随着中国出口的放缓，中美之间的所谓贸易失衡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金融失衡却正在变得更加严重。从全球金融分工主导的资本循环来看，美国占据了全球金融分工体系最高端，美国金融资本不断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而由发展中国家贸易盈余所形成的储备资产，通过资本流动输往美国。这种国际金融分工格局带来的最大影响是资本在全球配置中流动失衡，中国等国在全球金融分工体系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而美元资本则凭借其作为国际货币在国际贸易定价结算、金融资产定值、交易和投资，以及作为储备货币等优势，达到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主导性调整。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从其他国家所获得的转移财富在增加。作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美国的债务不但没有对其形成制约，反而成为美国维持金融霸权的工具。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与资本项目账户高度对称。美元国际循环依赖于两个“交换”：即贸易渠道投放，金融渠道回流；金融渠道投放，贸易渠道回流。经验表明，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于资本流入进行债务融资。从历年美国资本流入情况看，美国三分之一的对外不平衡，是通过“金融调整渠道”来弥补的。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产在全球资产总额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随着美国“去工业化”的日益深入和经常项目账户逆差的日益扩大，美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日益从生产和贸易转移到金融经济的增长上，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对外经济模式开始转变为贸易资本输出和金融资本输入，美国通过提供金融资产接收了大量的跨国资本流入。在此基础上，国际分工格局形成了新局面：美国通过向世界提供美元和金融产品，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技术优势获得周转和交易中的溢价。另一方面，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为美国提供了全球性铸币税收入：美国政府不仅能够凭借政府职能在国内获得铸币税收入，而且能够基于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借贷中的地位通过国际贸易取得铸币税。
美国也可以利用估值效应享受到巨大的资本收益，所谓估值效应是给定国际投资的资产负债结构和规模不变，由汇率、资产价格和收益率变化所引起的国际净投资头寸的变化，随着国外资产和对国外负债规模的增加，由估值效应所造成的资本损益规模相当巨大。
要改变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失衡格局，中国必须加快推动经济金融全方位改革，大力发展中国本土金融市场，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要充分发挥利率、汇率在资源配置中的价格引导作用，降低储蓄大于投资的“虚高”部分。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中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支持资本走出去以及全球化的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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