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编者按

　　近年来，从国际上看，中国因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增长动能呈现出新的变化。如何客观评估和看待这些问题，并以科学高效的决策施策正确应对？5月16日，光明日报社与南京大学联合发布两份智库报告——“中国经济动能指数报告”与“中国经济全球化报告”，对此作出深刻解答。本版今刊发重点内容。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今天的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自主扩大进口，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垂直专业化分工逐渐成为人类组织生产活动的新方式。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给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全球化未来将何去何从？中国将如何应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分工位置

　　除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04—2007年，2000—2014年间中国单位商品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指数从2000年的8.07%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点12.56%，在此之后下降到2014年的9.64%，其中，以工业部门为主的第二产业新增价值创造对于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服务业部门新增价值创造对于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指数从2000年的11.09%上升到2005年的15.62%，再下降到2014年的10.93%，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

　　产出上游度和投入下游度是反映一个国家（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的两个指标。分析发现，中国经济无论是上游度指数还是下游度指数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前者在分析期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后者增加幅度却非常有限。与中国经济整体相关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曲线在分析期间保持在零点附近小幅波动，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大体位于中游位置。作为制造业大国，分析期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指数始终为负，加入WTO后负数的绝对值有所扩大，应该与我国制造业主要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有关，2005年以来该指标有所回升，说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产业国际竞争力

　　我国第一产业出口具有显性的比较优势，但分析期间显性比较优势有所下降，特别是2008年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的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在分析期间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倒U型趋势；第三产业出口具有显性比较劣势，但分析期间劣势在逐步缩小。将贸易方式区分为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后，可发现我国农业部门的最终产品出口比中间产品出口更具有显示比较优势，我国第二产业最终产品出口的显示比较优势要超过中间产品贸易，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对于我国第三产业而言，无论是传统贸易还是中间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分析期间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最终产品贸易引起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期间得到了有效提升，其中中间产品贸易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中间产品贸易的国际竞争力高于最终产品贸易，分析期间的上升趋势也更为显著。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影响力和感应度

　　随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建立，中国经济顺利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于世界不同地区的感应度和影响力变化有所差异。其中，对于欧美发达地区的感应度得到大幅度提升，但影响力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与欧美相比，我国对亚洲周边地区的感应度提升程度有限，影响力近年来反而有所下降；对于包括大量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地区而言，我国对其感应度提升程度非常有限，但是影响力在分析期间有了明显提高。在三次产业中，我国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感应度和影响力并没有太大变化，而第二产业在感应度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影响力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

　　将中国经济增长区分为基于国内价值链创造和基于全球价值链创造的两部分，基于国内价值链所创造出来的新增价值占我国GDP总量比例从初期的91.96%下降到期末的90.33%，分析期间下降了1.63个百分点。基于全球价值链创造出来的新增价值占比上升了1.63个百分点，说明即使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和近年来逆全球化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仍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加入WTO后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2002—2008年间，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与其相关的增加值占我国GDP比重于2006年达到最高点28.03%。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2014年出口拉动的增加值占比下降到19.27%，以投资和消费为主的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伴随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构建，产品的生产工序被分割成不同部分，并根据各国或地区的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进行配置，对我国产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三次产业各组成部分占比变化趋势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即基于国内价值链且满足本国最终需求的增加值在总量中占据较大的比例，呈现出U型变化趋势，相反，与出口相关部分的增加值部分占比并不高，且在分析期间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基于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GDP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对于国内价值链而言，第一和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要更大一些，对于全球价值链而言，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要更高一些。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提高，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也进一步扩大，相反，随着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逆转，第三产业所占的比例也有所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快速发展，200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为3.79%，2014年已上升到13.93%，分析期间上升了10.14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虽然也取得较大收益，但由于其处于高收入阶段，GDP增长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较缓慢，导致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从数量角度而言，全球价值链对中国GDP在世界总量中占比的推动作用比不上国内价值链，但从增长速度而言，全球价值链的推动作用却更快一些。中国制造业部门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0年时中国制造业在世界总量中占比仅为6.72%，但到2014年已经上升到25.01%，分析期间上升了18.3个百分点。深入分析可见，虽然制造业大部分新增价值都是基于国内价值链所创造，但融入全球价值链却加快了其发展速度，说明参与国际分工对于我国成为制造业强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逆全球化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原因。面对日益壮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希望通过推动逆全球化来维持原有的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由于承担角色而引发的新矛盾，也是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之一；收入分配不均阻碍了全球化进程。当前经济全球化虽有诸多不足，但却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中国加入WTO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世界经济增长率近年来也有所下降。分析发现，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取得巨大收益，其中，发达国家由于分享了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红利，获得收益更为显著一些。

　　新经济全球化方案实施的对策建议

　　结合本报告研究结果，针对“新经济全球化”方案实施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因为逆全球化等国际因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近年来有一定回落。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更大作为。

　　中国要有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更重要功能的准备，要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扩大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要协调好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关系，共享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中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系，不应轻率地引发贸易摩擦。

　　要在广阔内需基础上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企业要利用广阔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

　　将全球价值链升级和国内产业结构转变结合起来，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抓住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通过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转移。

　　要通过技术能力提升和品牌建设等，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和地位。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要努力向“微笑的曲线”两端攀升，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和地位。

　　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之所以出现减速现象，与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逆转密切相关。因此，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环境下，中国要韬光养晦，在修炼好内功的同时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为抓住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执笔人：刘瑞翔、颜银根、戴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