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国策，出发点在于改善社会民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符合中国当前实际。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便再成熟的国策，在实施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做到没有一点问题。结合当前扶贫工作现状和在扶贫一线工作的实际，我们认为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扶贫工作的人力保障问题。在扶贫攻坚战中，全国各地的自然村是战场，贫困村是主战场，而战斗的主力军一般都集中到村级两委、驻村第一书记和直接指挥战斗的乡级党委政府包村干部，主力军的整体素质直接决定着识别的精准度，一个不负责任的村支书、两个有私心的村委班子、或者浮在面上的驻村第一书记、不善于思考和指挥的乡级党委政府包村干部，不仅扶贫工作效率低，还会引发一系列群众问题。相反，大家在工作中不难发现，一个威望值高的村支书、一个团结的村两委班子、一个负责任的驻村第一书记，一个会指挥的乡级党委政府包村干部、会让扶贫工作变得轻松而又扎实。

　　贫困人数的调整问题。致贫和脱贫无时不刻都在发生，因此贫困人数不是一成不变的，识别的过程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动态调整或者错误纠正都是再精准的有效举措，这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允许主动自我批评并改正错误，才能确保扶贫更精准，才能使得数据采集和填表工作更轻松。否则只会在初期不完全正确的识别基础上走更多的弯路，最终埋单的是基层百姓和党员干部。

　　基层群众的思想问题。扶贫先扶志，好的观念会感染人，坏的思想也会传染人，“人穷志短、人不穷志不长”的情况还是有的。装穷、以穷为荣、好吃懒做的苗头不遏制，容易发展成较大的、共性问题。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自然村长期以来在一定范围、个别群体中存在的不良思想、戾气；二是由于识别不精准，有失公平时引发的群众思想波动，尤其是一些不符合贫困条件，但对生活现状并不满意的群众。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是我党各项事业顺利推进的有力保障，包括纠正一些错误的、消极的思想。

　　扶贫工作的方法问题。为了识别更精准，基层干部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进村入户，一次又一次请示遇到的个性甚至共性新问题，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数据重新填表，其中工作复杂和辛苦足够考验党员干部队伍打硬战、持久战的毅力。党员干部能打仗、打胜仗，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战斗都要努力去打，这就牵扯到方法问题，不打或少打必要性不强的战斗、不打或少打意义不大的战斗，集中精力打攻坚战、关键战。例如五保户的重复性识别、例如历史识别痕迹的再完善等，这些工作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但是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否足够大到动用主力军的部分主要精力去解决值得商榷、尤其是个别乡村，为了让历史痕迹更准确、迎接上级检查时更认可，重新制定新的各种记录。

　　要做到精准扶贫的顺利推进和完美收官，就要与时俱进，正视存在的局部、个性问题并及时解决，以免发展成大问题。

　　允许地方改正识别不精准的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就改善莫大焉，中国的扶贫没有多少历史经验可以参考，全国各地情况各异，多少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所以难免在扶贫过程中犯一些小的、局部的、后果不严重的错误。在扶贫工作中，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处理错误。对错误一竿子打死，会让更多的人不敢犯错、同时也会让更多的人努力掩盖已犯错误，因此惩罚犯错和鼓励纠错要同时进行，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区别错误的类型，采取相对科学的举措去纠正错误和处理犯错的人，这个需要胸怀、魄力和方法。

　　在思想教育方面要做点事情。扶贫和扶志要同步进行，事实是有的自然村扶志工作并没有像扶贫一样受到重视并采取行动。可以肯定的是每个乡镇都或多或少的有那么几个“胸中无志”且扶不起的“阿斗”、甚至是“无赖”，对“阿斗和无赖”就要用对付“阿斗和无赖”的办法，要知道对恶人的姑息就是对善良的伤害，鼓励善良和打击邪恶从来都是不分家的。不过也要考虑到方法，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具体方法可以参考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关内容，即“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

　　强化村级战斗堡垒作用。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脱贫攻坚的主力军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一条鱼搅得满锅腥”的道理大家都清楚，因此要把个别素质低、责任心不强、战斗力弱的“老弱病残”从扶贫的主力军中剔除出去，让村两委班子、驻村第一书记、乡级党委政府包村干部形成合力，如果再能发挥村党员代表、威望值和公信力高的群众代表的作用那就更好了。扶贫工作即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检阅和提炼队伍的战斗，“老弱病残”、“满腹牢骚”、“思想叛变”在战斗中必将先死去、逃跑或者被处理，让扶贫战斗和队伍建设一直在路上。

　　简化工作程序以提升工作质量。我们总是支持将好钢用在刀刃上、精力集中到攻坚上，所以我们也不反对有些可以在地方政策层面解决、并能节省人力和物力的问题，尽量不要落实到具体的、村级扶贫工作中去解决。例如分散养老的五保户，政府可以直接兜底，具体工作中是不是可以适当简化再识别的程序、减少一遍又一遍的登门入户采集数据等，对特殊的、情况明朗的群体用特殊的、简单有效的办法，这个观点仅供探讨。再例如历史上已有的未必尽善尽美的识别痕迹，是不是还要努力再去把它做的更完善，事实是这样的工作会占据一定的精力，但是对下一步的工作发挥的作用大小值得商议。我们认为对历史痕迹整理归档是正确的，再重新美化、抹去历史错误就未必有必要了，历史痕迹还是原汁原味的好，那样可以用来做参考借鉴，避免在犯错上重蹈覆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具体负责落实的县（乡、村）级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 (作者：张挪威 博士，襄城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  孙秋红 许昌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