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①传承创新传统优秀廉政文化，不仅是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的重要途径。作为中原文化和中华传统廉政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是指在古代中原（以今河南为中心，包括其周边的今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社会形成的，与廉政相关的知识、信仰、规范要求、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评价等方面的总和。本文试图在对中原廉政文化的历史意蕴及其传承创新的必要性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对传承创新需要把握的原则、传承创新的内容、方式方法、工作机制等问题做些分析探讨。

　　一、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历史意蕴及其主要特征

　　中原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独具特色，不仅饱含着中原历代有识之士对廉洁政治的追求和智慧，而且是新时期河南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根脉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1.中原传统清官文化浓墨重彩　　在中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或生于斯或布政于斯的清官廉吏群星闪耀，数不胜数。勤政爱民者有之，清正廉明者有之，洁身自好者有之，秉公执法者有之。综合起来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清廉自守、心忧天下的清官廉吏。如以“不贪为宝”的子罕；喜欢吃鱼却从不收受“贿鱼”的杨续；以“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等“四知”扬名天下，以“清白”留给子孙做遗产的杨震；任职期间鱼肉荤腥概不入衙署、每日只吃豆腐汤的汤斌；被康熙帝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的宋荦；“誓不取民一钱”并被康熙帝赐以“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等等。另一类是勤政爱民、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如一生不蓄私产，严格依法办事的孙叔敖；“宽猛相济”，为政以德的子产；清正廉明，铁面无私的包拯；首倡为政“公廉”，权葬霍州的曹端；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魏允贞，等等。他们或者善于运用道德自律的内在力量，自觉抵制各种腐败现象，或者敢于运用法律制度这一武器，严惩贪污腐败分子，他们富有责任担当的精神和清正勤勉的操守无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谦谦君子之清风、知耻责己之清白、勤政廉政之清苦、除暴安良之清正等高风亮节，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

　　2.中原传统廉政思想文化内蕴深厚　　一是勤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老子提出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观念，无不彰显了勤政为民、以民为本的廉政爱民思想。二是清正廉洁、洁身自好的节俭思想。传说黄帝提倡“声禁重，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吕氏春秋·去私》），表明早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节俭思想的萌芽。老子提倡统治者要洁身自好，“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墨子提倡节俭，认为“节俭则昌，淫佚则忘”（《墨子·节用》）。三是以德为本、选贤任贤的尚贤思想。孔子不仅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第七）的贤才标准，而且指出了“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举贤途径。墨子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主张将“贤”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并把使用人才上升为治乱兴衰的根本国策。司马光提出选贤任能时要注意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四是以法治廉、制度保廉的廉政法治思想。治国必先治吏。商鞅非常注重治吏，并提出，对那些不守王法的贪官污吏不仅要重治其罪，而且要株连九族。韩非子将治理官吏的思想更加系统化，认为“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这些富有哲理的思想光辉不仅为专制时代的政治带来一抹亮丽的风景，而且是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3.中原传统廉政制度文化源远流长　　一是保证官吏素质的官员选拔制度。早在五帝时代，选拔官员时就开始注重“德”和“才”两个方面的素质。周代发展到六项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天官冢宰》）两汉时期，建立了自下而上推举人才的察举制以及防止官员结党营私的回避制度。隋唐时期建立的科举制度，在选拔贤良、保证官吏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宋时期，回避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官吏任用选拔的公平性。二是激励官吏廉洁勤政的科考制度。秦汉时期已初具规模的科考制度，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宋代以“公勤”“廉恪”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并明确规定“无廉声而又多缪政”（《宋史·选举志》）者只能定为下等。三是以预防腐败为主的监察制度。早在黄帝时代就设置左右大监来行使监察职权。②汉武帝对监察制度进行了全面强化，并使监察体系、检查程序等逐步向制度化和法律化迈进。到隋唐时期，行使监察职能的“御史台三院”承担起了对整个统治集团内部秩序和规范进行管束的重担。唐代还建立了独具特色的谏官制度。这些谏官对“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旧唐书·白居易传》）。到北宋时期，除了在中央实行“台谏”以加强对君权的制约外，还在地方实行多重监察制度。四是以打击腐败为主的惩罚制度。北魏孝文帝时期，在实行比较俸禄制的同时严格规定“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魏书·高祖纪》卷七）。到唐宋时期，惩罚腐败官吏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如唐代规定“诸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脏论”（《唐律疏议·职制律·有事先不许有财》）等。这些规定和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原古代官员的清正廉明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对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4.中原传统廉政社会文化丰富多彩　　中原传统廉政社会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中原传统廉政文化有关的历史遗迹遗存众多，如开封的包公祠、南阳府衙、内乡县衙、叶县县衙、新密县衙等。一副副廉政楹联字字珠玑，寓意深刻。如内乡县衙三省堂门前的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新密县衙大门两侧的楹联：“从来清白无遗漏，自古贪争有后殃。”一帧帧廉政官箴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官箴类似座右铭，是对为官者的一种警戒。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官箴问世，其大量产生则始于宋元时期。其中围绕礼义廉耻而展开的部分内容触及了廉政问题，是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遗产。如唐韩愈的《五箴》，宋程颐的《四箴》等。一首首廉政诗词朗朗上口，赏心悦目。如杜甫的“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往在》），白居易的“岁丰仍节俭，时泰更销兵。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天平乐词》），李商隐的“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等。一部部廉政戏曲回肠荡气，经久不衰。如《铡美案》《包青天》《七品县令》《焚车御史》等说唱曲目广为流传，经久不衰。一个个廉政故事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如孙叔敖“爱人忘已特埋蛇”、羊续悬鱼拒贿、西门豹治巫先治吏、张沐“行装一箱书，文银三十两”等。古代中原传统廉政社会文化所蕴含的重民生而知根本、畏法度而能自律、明廉耻而守气节、崇节俭而重情操、知恩惠而思报国等为官为政规范③，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原人民对廉洁社会和廉洁政治的殷切期盼，而且为推进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内在动力和经验借鉴。

　　二、传承创新中原廉政文化的现实必要性

　　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创新既是克服其自身历史局限性、实现其现代转化的需要，也是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基础、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

　　1.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需要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对其生存的社会土壤的适应性。当一定的社会土壤发生改变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④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农耕社会土壤基础之上的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一是君主专制制度引发腐败的必然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⑤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的贪得无厌往往是引发各种腐败现象的总源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礼记·缁衣》）。为追逐各种权力和利益，出现“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这样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二是廉政建设主体的单一性。由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根本对立，廉政文化建设自始至终都是统治阶级在自导自演，下层劳动人民始终被排除在廉政建设之外，既没有参与廉政活动的权利也很少有接受廉政教育的机会。三是廉政价值取向的功利性。在古代中原，统治阶级倡导廉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的清官廉吏之所以恪尽职守，清正廉洁，一方面是为了尽忠，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一些原本是为促进廉洁而设立的廉政文化制度不仅没有真正促进廉洁政治的实现，反而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工具。四是腐败治理方式的随意性。反腐倡廉理应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和制度来保证，然而，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统治者往往全凭个人好恶生杀予夺。此外，由于特权制度的存在为少数官吏的腐败行为提供了护身符，以致长期存在“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不公平现象。只有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才能克服中原传统廉政文化自身存在的上述历史局限性，并实现其现代转换。

　　2.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根基的需要　　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传统廉政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有部分人对为什么要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等心里没底。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中原廉政文化缺乏自信。近年来，反腐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被查处的腐败案件数量不断攀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肆意放大包括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权思想、官本位等消极因素，否定传统廉政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加上西方敌对势力过分夸大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腐败问题的严重性，直接导致一些人对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产生质疑。在他们看来，反腐败还是西方文化比较给力，中原传统廉政文化早就过时了。二是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与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上明显存在简单化、片面化和表面化等倾向。如有的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等同于清官文化或衙门文化，有的甚至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等同于腐败文化。三是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在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缺乏应有的了解。不懂得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不仅可以为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取之不竭的养分，而且可以为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奠定重要根基。千百年来，中原传统廉政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观、道德观等不仅洗涤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化等不良风气的蔓延。为此，只有通过传承创新，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中蕴含的“为政以德”的廉政爱民思想、“崇廉知耻”的道德操守、“修身律己”的守廉之道、“尚廉肃贪”的廉政制度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为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

　　3.应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面临挑战的需要　　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因受种种因素的影响，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一是传统腐败文化的影响。受“家长制”“官本位”等陈腐思想观念的影响，有的领导干部颐指气使，专横跋扈；有的“一把手”变成了大权独揽的“一霸手”；有的把“官位的大小”当做价值判断的标准；有的把“当官”当成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有的为达到“升迁”的目的不择手段。二是市场经济的影响。随着经济组织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的日益多元化，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也日益多元化。市场经济中交换性、竞争性、求利性等“游戏规则”所折射出来的诸如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等文化理念向其他领域逐步渗透，重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价值诉求不断被强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权力寻租现象泛滥成灾，加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直接导致某些领域的贪污腐败现象呈现出“高发”“多发”“群发”等态势。三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张扬个人价值和贪图享乐等文化理念逐步渗透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外来思想观念和文化生活方式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有助于形成人人平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但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现实状况下，极易与狭隘自私的中国传统小农意识混合在一起发生变异，并滋生出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观念。受此影响，一些领导干部为满足个人物质上和精神上日益膨胀的欲望，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担当抛到脑后。有的变着法子巧取豪夺，以权谋私；有的醉生梦死，挥金如土；有的贪图享受，寻花问柳。要从根本上消除上述不良影响，必须传承与创新包括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在内的传统廉政文化，不断增强干部群众的廉政文化意识，逐步形成科学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让廉洁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一种精神追求，一种风尚习俗。

　　三、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在原则上把握好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破”与“立”等几个方面的关系，而且要从内容、形式、功能等几个方面探索传承创新的方式方法。同时，还应建立健全传承创新的工作机制，在抓好落实上下功夫。

　　1.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必须在原则上把握和处理好几种关系　　一是继承与批判之间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对待传统文化的一般正确原则。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为此，在继承和弘扬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过程中，既要克服视传统文化如草芥的历史虚无主义，又要消除盲目自大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想意识，在肯定其中的积极因素、进步观念和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剔除其消极落后的因素和迷信、错误、陈旧的成分。如清官文化方面，像卢怀慎、汤斌这样的古代清官廉吏一生克勤克俭、廉洁从政，确实值得后人敬仰，但他们廉洁从政的出发点并非一定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老百姓对清官廉吏的歌颂和崇拜虽然表达了他们对清廉政治的热切期盼，但他们把清官当做“救星”的做法又未免有点一厢情愿。只有在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进行理性的科学的辩证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扬弃”的办法，才能真正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二是借鉴与改造之间的关系。追求政治关系的清正廉洁，这是古今中外共同关注的普遍性话题。要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就必须借鉴周边区域的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和西方廉政文化。然而，外来廉政文化同样良莠并存、鱼龙混杂。因此，在吸收进步的积极的养分的同时，应当毫不留情地舍弃其落后、腐朽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再对借鉴过来的外来廉政文化进行科学合理改造，并为我所用。

　　三是“破”与“立”的关系。俗话说“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其中的“破”就是要突破旧的思维定式的束缚，破除脱离客观实际的旧观念、旧做法；“立”就是要在“破”的过程中探寻客观事物发展的新规律，摸索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并运用它来指导新的实践。比如，针对一些地方廉政教育过于简单、自我教育过于宽松等情况，在批判继承传统中原廉政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教育内容、形式和手段，将廉政教育渗透到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功效。

　　2.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必须在内容、形式、功能上实现现代转换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创新，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转化其固有的内容、形式和功能。

　　首先，要明确中原传统廉政文化需要传承创新的具体内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中一些与廉政有关的知识、信仰、规范要求、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等方面的内容往往良莠并存。有必要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中的一些观点、思想和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符合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需要。

　　其次，要根据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表现形式。一要充分利用散落在中原各地的传统廉政文化遗迹遗存，打造更好更多的传统廉政宣传教育平台。二要进一步丰富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社会文化形态。如通过电视、电影、戏曲、动漫、小品等艺术形式再现其感人事迹，增强感染力。三要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中的制度形式加以改造后融入各个层面的制度建设之中。四要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通过编辑廉政短信、办廉政宣传栏、做廉政文化讲座等，使人们在无形中受到传统廉政文化的熏陶。

　　最后，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激活和拓展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功能。一是深化拓展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教育功能。只有将廉政教育延伸到社会关系各个领域的每个角落，并创新廉政教育的方式方法，才能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二是深化拓展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约束规范功能。古代中原廉政制度方面，无论是规范、监督还是惩罚方面都严重漠视人的主体性地位，结果造成其约束和规范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只有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约束规范功能与教育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三是深化拓展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凝聚功能。一方面通过观念引导、活动吸引等方式让无形的廉政思想观念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创作更多更好的廉政文化产品，让传统优秀廉政文化外化于形，才能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到中原传统优秀廉政文化的无穷魅力。

　　3.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抓好落实　　建立和完善健全的领导机制、参与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激励机制等是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传承创新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为此，一要建立健全传承创新的领导和组织协调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中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与当地的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一起规划部署，一起实施和考核，并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整体牵头和组织协调工作，充分发挥各级各相关部门的职能优势和工作积极性，并形成合力。二要深入挖掘中原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因子，在不断传承创新中原廉政文化的过程中，打造更多更加亮丽的具有中原特色的廉政文化品牌。三要建立完善传承创新的参与机制。要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创造激情。四要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对那些在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优秀的项目、作品、活动等进行适当的奖励，对那些工作落后、成绩不好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相应的处罚。五要建立健全传承创新的保障机制。无论是保护廉政文化遗迹遗存还是挖掘廉政文化资源，无论是开发廉政文化景点还是建立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无论是举办廉政文化表演还是建立廉政文化长廊，无论是开发廉政文化产品还是打造廉政文化品牌，等等，都离不开政策和经费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对那些从事廉政文化产业、举办廉政文化活动、保护廉政文化资源、开发廉政文化项目等方面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一方面要从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倾斜，另一方面要从经费上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帮扶。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参与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创新工作中来。

　　作者简介：唐金培，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郑州450002）。注 释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人民日报》2013年4月21日。②单卫华、赖红卫、张相军：《中国廉政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2—3页。③王庭坚：《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借鉴》，《中国监察》2013年第10期。④唐秋贤：《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⑤［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侯健、落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