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场极端主义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在这些发展阶段中，传统民商法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自由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制度支撑，但是无法完全克服市场极端主义带来的种种弊端，这为经济法矫正市场极端主义提供了契机。基于经济法与民商法功能互补的视角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市场极端主义的经济法矫正主要在四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是在制度层面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进行功能性矫正；二是经济法所具有的回应性特质利于其对市场极端主义的克服；三是经济法调整方式的政策性为其克服市场极端主义提供了及时性的便利；四是经济法对平等、真实、公平的分享与发展权利的追求为市场极端主义的经济法矫正机制之建立提供了入口。

　　关键词：市场极端主义；华盛顿共识；经济人

　　市场经济构成了三个基本取向的统一：这就是经济生活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精神生活的工具理性思维取向，政治生活的民主法制政治取向……并由此确认了一种人的存在方式。[1]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能找到的配置资源的最好方式，这种关于功利主义、民主法制与工具理性结合的人的存在方式，在当今语境中更是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默认点（default positions）”[2]但是，“市场极端主义”与“政府统制主义”这两种极端性力量却总是对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转构成威胁。并且，鉴于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与社会主义国家步入市场经济的转轨努力，“市场极端主义”似乎又提高了它的理论声调。与市场经济必须反对政府统制的主张一样，“市场极端主义”也是必须予以批判的。法律是社会关系与利益的调节器，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化法—经济法—的兴起，它在决定于经济基础的同时，其架构了一种怎样的权利义务体系以致取得了与传统部门法的互补性的功能与作用，并因此而开拓出一条能够有效克服市场极端主义的法律进路，这正是笔者所要着力阐明的主题。

　　一、市场极端主义的历史沿革

　　历史使人明智，因为过去的一切已经向我们昭示如何建设未来。市场极端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主张，其形成与发达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进程中，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亦有其不同的样态。

　　（一）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极端主义

　　哈耶克深刻指出，“市场秩序很可能是唯一一种日渐扩展至整个人类社会领域的全涉性秩序（com-prehensive order）”。[3]因此，市场经济的影响具有空前的广度与深度。正是在这种事实背景下，市场极端主义表达出了一种对市场的拜物教般的崇拜。概言之，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极端主义体现在三个层面：（1）政治经济学说上“冷酷的马尔萨斯主义”。在马尔萨斯看来，“一个人被生到已被占领的世界上来，如果他不能从他有权提出正当要求的父母身上取得生活保障，如果社会生活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就没有权利要求哪怕是最少部分的食物。在自然界的盛宴中，没有他的隐蔽之所。她命他死去，而且会执行她自己的命令”。[4]析言之，如果社会生活（市场）不需要你的劳动，你将不配得到生存所需的食物因而必须离开这个（市场）世界，甚至身体都“必须死去”。市场极端主义在马尔萨斯头脑中的根深蒂固于此可窥一斑。（2）国家政策中重农主义的推行。重农主义政策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一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市场秩序就是这样一种自然秩序。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个市场秩序并且按其准则制定人为秩序，市场就会处于健康状态，否则市场就是病态的。因此，重农主义政策固然不反对尊重市场秩序制定的政策，但市场肯定是至为关键的。（3）市场极端主义催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无可否认，市场极端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巨额的财富，有其特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市场极端主义这种“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严格坚持，很快导致英国自由主义最大规模的‘屠杀’，1840年代中后期使15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荒”。[5]

　　（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极端主义

　　皮埃特有句名言，“经济学打从问世那天起，就是自由主义的产物”。[6]因此，考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之市场极端主义，从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入手，当为一种有效的路径。“自由主义最起码可分为依赖于道德自律的自由主义和依赖于市场竞争的自由主义，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称之为权利自由主义和利益自由主义。前者以康德为代表，后者以亚当·斯密为代表”。[7]限于本文旨趣，这里仅对斯密的利益自由主义进行解读。在斯密看来，对于市场的“一切特惠或限制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可以听其完全自由，让它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8]斯密这种对“自然自由制度”的津津乐道并不缺乏共鸣者。如黑格尔就从另一个角度盛赞“好的法律可以使国家昌盛，而自由所有制是国家繁荣的基本条件”。[9]很显然，自由所有制是适于黑格尔所讲的“自由市场”的最好场合。对市场极端主义推崇的另一端便是给予政府在道德上的低评价。潘恩就宣称，“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10]

　　总之，市场极端主义极力推崇市场的“自由放任”。而自由放任意味着作为联动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市场—由于受制于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拥有自身内在的动力和不受外界影响的规律。客观而论，由市场极端主义着力推动的“自由放任”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深刻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尽管以利益为导向的自由放任主义带来了人类进步的阵痛，并且它还撕下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它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史—真正的世界史是从世界大市场的时代开始的。抚今追昔，市场极端主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是最为辉煌的时刻，而学者们也抱着一种敬重的心情，冠斯密以古典自由主义开山祖师的美称。

　　（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极端主义

　　经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辉煌后，市场极端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其新的走向。作为经济生活的中心问题—市场问题，其几乎一以贯之的逻辑便是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便于发展生产并获得高额利润的地方，[11]逐利的本质特征使市场天生就具有巨大的扩张性，并且，作为一种制度取向，市场在西欧、北美及20世纪后的几乎所有非西方世界，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组织形式。布罗代尔甚至认为，不论是欧洲还是世界的发展，都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已把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贸易纳入了理性的秩序，并因此而造就了一个有整体性的世界。[12]应该说，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市场已发展到一个比较完备的阶段，这个阶段创造了真正的权威—竞争的权威，而这几乎也成为唯一的权威。因此，1921年美国著名诗人叶芝在《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中无限感伤地写道：“一切都已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13]面对市场的来势汹汹，经济学家委婉含蓄但直抒胸意：“处于目前的医学水平，如果某种类型的癌症无法治好或甚至无法控制，那么，一个好医生的第一位职责便是面对事实，公开承认科学知识和医疗的限度。”[14]但是，由市场极端主义着力推崇的自由放任，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已经不能像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一路高歌猛进了。1933年大危机带来的现实恐慌与凯恩斯主义的出笼，都是对市场极端主义强力甚至是致命的挑战，历史也由此揭开新的一页。

　　（四）“华盛顿共识”对市场极端主义的张扬

　　事实上，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极端主义已经风光不再了。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苏东剧变，撒切尔和里根的新保守主义政策的推行，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思潮又再度抬头。这些学者主张回到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推行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市场化政策。这种新自由主义观点带着市场的原教旨主义，大有复兴市场极端主义之势。“华盛顿共识”便产生于这样一种学术与政策背景之下。

　　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所形成、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主张，其基本内容包括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强调政府应当对经济运行只起最小作用。[15]概言之，华盛顿共识特别强调了如下三个方面：[16]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以稳定宏观经济；三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引进利润最大化行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三个方面都有市场极端主义者对市场推崇的影子。有鉴于华盛顿共识产生的背景为“当时是政府失效而非市场失效的状况展现在我们眼前：人们在高通胀和缺乏基本的社会服务的情况下苦苦挣扎，旧的体制已无法实现经济增长”，[17]因此，其对市场极端主义的张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市场全球化的鼓吹。虽然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短期内会损害一部分社会成员和国家的利益，但是自由主义者坚信从长期来看，所有人都会分享到全球化的成果。在他们看来，市场竞争带来的效率和资源配置的效果是会逐步渗透的—所谓涓滴效应，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最终会创造一个共同富裕的全球社会（2）对政府作用的深刻怀疑。查尔斯·沃尔夫的话很有代表性：“并非在任何时候自由放任的不足都是能够由政府的干涉弥补的，因为在任何特别的情况中，后者的不可避免的弊端都可能比私人企业的缺点更加糟糕。”[19]（3）对自由放任的拥抱与重温。天才的经济学家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就认为，“我不想管理美国经济，而且，我也不认为其他任何人应该进行这项工作。”[20]因此，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倡导的“在完全自由的商业制度下，每个国家自然把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21]是深受新自由主义者欢迎的。

　　总之，主张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有一个坚定的假设，这就是“不要认为政府官员有多么高明，不要试图通过政府的政策、计划从外部来提高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和世界万物的发展规律一样，决定经济增长的是内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而不是发生变化的根据”。[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