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黄金周的爆棚景象再一次震撼了国人。其实,中国人虽然“被集中放假”,却不是“被集中旅游”,因为政府、民俗、道德都没有强迫民众旅游,更没有强迫民众集中旅游。黄金周集中出游是每一个旅游者基于知情、自愿、无奈的理性选择。“黄金周集中出游”导致景区拥堵这种貌似不理性的现象,只能说明一个真相——就是长假供给的短缺和带薪休假落实不到位乃至在可预见将来无法落实到位甚或落实到位也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
“仓廪实而知礼节”,春节满足的是民众关于家庭团聚、文化传承的传统精神需求,黄金周满足的是日益增长的以旅游消费为载体的现代精神需求,同样都是具有一定刚性的需求。甚至毋庸讳言,对于当今的中国主流人群来说,春节这种传统精神需求虽然依然很重要,但已经呈现逐渐衰减的态势,而旅游这种现代精神需求却是与日俱增,春节出游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必须看到,2008年正式取消五一黄金周以来,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出行出游需求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现阶段疏通民众出游需求“堰塞湖”,缓解出游“拥堵”问题的现实之道是,在进一步切实推进带薪休假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增加2—6个法定假日(相当于在2020年之前强制集中落实2—6天带薪假),来增加一个或两个黄金周、同时延长春节长假。 其中,成本最低、最便于操作的就是增加两个法定假日,恢复五一黄金周。
2008年春节之后,鉴于冰雪雨冻灾害导致很多人没能回家过年,笔者在《南方日报》率先呼吁“临时性恢复五一黄金周”,随后又大声疾呼永久性“恢复五一黄金周”,这一呼声在社会舆论特别是网络上引起强烈共鸣,成为2008年以来关于假日制度改革的主流民意呼声。然后,从2008年持续至今,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希望却一年一年地不断落空呢?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民意探测的失真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草案)》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草案)》。这标志着旷日持久的黄金周存废之争终于出现了各方期待已久的定局——尽管这个定局注定因为它明显的折衷特征而不会让争论的任何一方满意。与此同时,也使这场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民主化的自发试验令人遗憾地在最后一刻夭折。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由官方主导乃至直接制定的,人大、政协参与的程度也不是很深,特别是假日制度的改革,比如1993年实行大小周末制度、1995年全面推行周五工作制、1999年实行黄金周制度,都是国务院直接作出的决定。从2000年五一黄金周开始,黄金周存废之争开启,政府、学者、媒体、民众四个角色,自发地展开了全面、深入、持久的博弈,特别是民众通过互联网深度介入论争,体现了决策者对民意的高度重视和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民主化的进步。
然而,综观黄金周存废之争,专家分析、媒体报道、网络论坛与政府决策,共同组成了围绕法定节假日调整的话语体系。归根结底,对这种涉及全民利益的问题,应该实行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相结合。政府虽然对社会舆论做出了积极善意的回应,但是对真实的民意并没有做更深入的调研,仅仅是通过网络来调查是极不科学的。
所谓科学决策,就是要进一步对黄金周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效应做更科学的研究论证,绝不是根据蔡继明一个漏洞百出、严重违反经济学常识的所谓假日改革课题组的研究,就可以轻率决策;所谓民主决策,就是面对莫衷一是的民意调查结果(主要是网络调查),应该邀请国际上权威的专业调查机构(或者利用经济普查的队伍),组织一个具有科学性、说服力的大型民意调查,真实、全面地反应人民大众关于黄金周的看法。
同时,媒体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中,2007年11月以前总体上扮演了不成熟的社会角色,表现对社会责任的肤浅理解和对讨论的误导;以2007年11月几十家都市报联名上书国务院法制办为标志,媒体的角色开始回归理性和民意。当总体来说,民意探测未能全面真实地呈现民意,对政府决策有误导之嫌。
蔡继明曾痛斥网络调查,他宣称“有意义的网络调查的前提条件应当是:A:跟假日改革之前相比,你愿意休息114天还是115天?(改革之前是114天);B:你是否愿意恢复到原来的黄金周?而这同时即意味着带薪休假没了……单纯的‘恢复五一黄金周’的调查纯属媒体误导、毫无意义。”可是,“恢复五一黄金周意味着带薪休假没了”和“单纯的‘恢复五一黄金周’的调查纯属媒体误导、毫无意义”这样毫无依据、毫无逻辑的推论,恰好暴露了作为“废黄派”代表人物、清华大学教授的蔡继明对民意调查的无知,也预示民意探测的严重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