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河南濮阳市委宣传部获悉，由于所负责的工作推进不力，当地7名干部近日通过报纸向全市人民作出公开检讨。(新华网郑州   5月23日)

　　在今年第一季度针对项目建设的暗访中，濮阳市委市政府发现，有部分责任单位工作不积极、不主动、不负责，部分单位负责人抓项目的意识淡、能力弱，项目建设进展不快，质量不高，未能按规定的时间节点完工，给濮阳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与这些项目建设相关的7名处级干部被责令登报检讨。

　　登报检讨，并不需要过度解读，这本就不是新闻。在2013年16日出版的湖南《邵阳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两份检讨书，作者是当地两名官员。他们“深刻检讨”缺席市委经济工作务虚会议，并保证今后类似事件不再发生。笔者认为，官员出错在报纸上实名检讨，这不失为干部警示的一种新举措，不失为舆论监督的新应用。

　　早在2007年两会上，就有两位高官先后道歉。一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因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而向百姓道歉，表示“愧对百姓”；另一件是环保总局局长因为降低能耗未达标而向大会作了检讨。这些道歉，都给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勇于承担，勇于检讨，不仅不会让官员形象受损，反而会因主动担责而获得社会的谅解和支持。

　　官员的检讨，不仅仅是一个态度，它反映出是否把民众放在平等的位置进行沟通，显示的是承担责任的勇气和为民服务的诚意。随着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责任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无论是公众的要求还是现实的实践，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正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逐步从“管理者”迈向“服务者”。

　　眼下，从上至下，检讨有望成为一种常态。深圳市就作出规定，出现严重失职行为，官员需以登报发表声明等形式公开向公众道歉。这种道歉，实际上是行政问责制度的一部分，所体现的是对政府权力与责任关系的重新定位。 “失职道歉”等行政问责制度，推动政府责任承担制度从“软性”变为“硬性”。

　　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的更具现实意义的检讨，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检讨。由是观之，亟需从制度层面给官员检讨订几条规矩，什么情况需要检讨，什么职级的官员出来检讨，在什么范围内检讨，以什么形式检讨，公开检讨以后怎么办，等等。如此，方能使政府官员公开检讨走向正常化和规范化，叫好又叫座。（石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