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遭遇假记者敲诈勒索的现象近年来逐渐减少,但“真记者假监督”现象仍然不少,而且套路更深,手法更精。面对这样狐假虎威的记者,基层为何敢怒不敢言?怎样才能给基层一个健康良性的舆论监督环境?

　　消息很灵通,敲诈有套路

　　“我一个记者到环保局来办事,你们就这态度!如果普通老百姓来了会怎么样!”回忆起去年一次接待某记者的经历,王进(化名)哭笑不得。“他威胁说要到市纪委去举报,不搞掉一官半职不罢休。”

　　2017年5月,该记者到徐州市铜山区采访当地一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他先去企业拍照,再找到王进所在的宣传部门,要求到当地环保局查阅企业信息。“结果发现这家企业没啥毛病,采访搞不下去了,他就故意找茬,跟环保局工作人员起了冲突”。

　　“假监督”一般是组团到基层,常常只有一人有记者证。“如果来了以后能协调,他们就不写稿。协调不了,他们就把稿件写好发给我们看,如果我们不理睬的话就发出去。不过,只要打点到位,他们也就不发了。”苏北一宣传干部张芳(化名)说。

　　“假监督”团伙消息灵通是出了名的。“刚和一拨沟通协调完,就又来了一拨。他们之间会共享信息。”淮安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王昕(化名)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很有“新闻敏感”。用张芳的话说,“国家政策关注什么,他们就关注什么”。

　　“他们动机非常明确,就是来找你毛病的。”王昕说,“假监督”团伙在反映问题时往往都不惜长篇大论,“小题大做、生造悬念,打所谓的‘深度’牌,就是想让你怕”。

　　“还有的人根本不来,直接在网上拼凑一些东西发过来。”王进说,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稿多吃”,几乎同样的内容可以向五六个不同的省份“开炮”。

　　花钱消灾怕惹事,取证投诉也很难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假监督”团伙敲诈基层现象之所以屡禁不绝,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地方怕事情闹大而不惜“破财消灾”的心理。

　　多名接受采访的宣传干部表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地方施政小污点很容易被放大为千夫所指的舆论热点。“假监督”团伙所在报刊可能影响力不大,但他们会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做杠杆,再被门户网站转载几回,不就搞成热点了吗?

　　徐州一基层宣传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为保全当地政府形象和营商环境,花钱买平安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应对办法。“上了热点,基层一线就要准备好接受问责了,而且领导要求很明确,从重从严从快处理。”

　　此外,地方基层换届的时候,“假监督”团伙来的次数明显增多。“都知道新领导怕的就是重大负面舆情,搞不好一年的工作会被一票否决。”连云港一名宣传干部说。

　　取证投诉难也让一些地方宣传干部应对此类敲诈时束手无策。王进表示,“假监督”团伙行动几乎“滴水不漏”,为了搜集证据,他专门买了录音笔和执法记录仪。“但他们一般不跟你讨价还价,收钱的时候,有记者证的那个人不出面,而是让随同的其他人来收”。

　　最近,这些“假监督”团伙骚扰基层又有了新幌子,往往打着“谈合作”的旗号。“以前三千五千就能打发走,现在要我们买版面、投广告,少的要三五万,多的要十万。”王进说,其实他们报刊的版面早已由个人承包,往往是一个记者带着几个助手在外“经营”。

　　鼓励真正的监督,遏制虚假的舆情

　　“说实话,我们处理这些事情其实风险挺大的,经费支出管理越来越严,很多单位没法去协调这个钱。”张芳告诉记者,平时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假监督”团伙的骚扰敲诈,可以说心力交瘁,“各地的宣传部门交流起这些事情来,都是一把辛酸泪”。

　　“正常的舆论监督能非常有效提高基层党政工作效率。一些多年没解决的问题,经媒体反映后,有时很快就有了转机。”王进说,欢迎媒体对地方基层的舆论监督,但监督应该着眼于社会公众利益而非一己私利,应该以建设性为底色,而非无事生非。

　　自媒体发布信息门槛低,让“假监督”团伙不愁没有“负面舆情”的出口。“有些人说,报纸上发不了,但是他有网站可以发,如果网站不能发的话,自媒体可以发,比如注册今日头条号、百家号或者一点资讯,这个是最要命的。”王进说。

　　“打击新闻敲诈不能像打击黄牛一样,势头猖獗起来才整治一下。要把这个刹车一直踩下去,尽量不给它留空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认为,要标本兼治,明确执法依据,建立长效机制,还基层一个风清气正的舆论监督环境。(半月谈记者 郑生竹 陆华东 邱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