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背后的五个家庭

在旁人打趣下,周继坤和27岁的儿子掰手腕比力气,尽享家庭之乐。受访者供图

　　4月11日下午4点,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再审宣判,5名原审被告人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被当庭宣告无罪。

　　走出安徽省高院的法庭,46岁的周在春忽然跪地,号啕大哭。他将无罪判决书举过头顶,宣告自己洗刷了罪名。

　　22年前的1996年8月25日夜间,涡阳县新兴镇大李村周继鼎一家五口被砍伤,其女周素华当场死亡。

　　案发后,当地警方锁定了村里的五名年轻人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几经周折,阜阳中院一审判处周继坤、周家华死刑,周在春无期徒刑,周正国、周在化有期徒刑15年。此后该案历经上诉、发回重审、再次上诉,2000年10月,安徽高院最终判处周继坤、周家华死缓,周在春无期徒刑,周正国、周在化有期徒刑15年。

　　今年1月4日,“五周杀人案”中服刑时间最长的周继坤刑满出狱。

　　此前,其他4人都已刑满获释。

　　5人的平均年龄已有50岁。“不适应”是他们面对新生活时的直观感受。

　　4月20日,5个人再次聚在一起,商议追责事宜。“我们不要国家赔偿,一分钱也不要,只要求依法惩戒当年的办案人员,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也是必须要完成的目标。”周继坤说。

　　一切都改变了

　　今年1月4日,周继坤刑满出狱。

　　那一天,涡阳县下了近十年来最大一场暴雪。漫天飞雪中,周继坤换上一身黑色羽绒服,在儿女的搀扶下坐上回家的车。

　　车行驶到涡阳县新兴镇大李村的村口,忽然有人说了一句,“先给父亲上个坟吧”,周继坤一阵愣神,“哇”的一声哭开了。

　　四个月前,周继坤的父亲周兴标病重,每天问“儿子今天回得来吗?”家里人骗他隔天就能到家,他在昏迷中盼着,最终没能挺过一个星期。

4月11日下午,安徽省高院门前,周在春(左二)手拿无罪判决书号啕大哭。新京报记者 曹林华 摄

　　周继坤几步趔趄走到白雪覆盖的坟头,膝盖关节的伤痛无法支撑他下跪,他直接伸直双腿,整个人背朝下倒在了约10厘米厚的雪里,哭到几近晕厥。

　　为了庆祝重生,腊月二十八,周继坤花6000多块钱,摆了满满四桌酒菜,将家里亲戚全部请到场。时隔21年,一家人第一次过上团圆年。

　　回到家近一个月,每天都有亲友来看望他。家里十几平米的水泥地上摆满了一箱箱的牛奶和饮料,像是办了一场喜事。

　　此前,周在化和周正国已于2008年1月和2月刑满释放,周家华和周在春也在2015年和2016年年初走出监狱。

　　周继坤出狱后,5个人就常聚在一起,其间几次抱在一起痛哭。他们也想过,如果没有这个冤案,他们会有啥样的人生。

　　案发前,周继坤在镇农机站上班,是让人羡慕的拿工资的人;周家华是村干部,他和周在化承包了一个变压器,兼职电工,维修电路;周正国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端,他带着从无锡批发的贴纸画南下,卖到广东各市县的小学,每月赚2000元;周在春是五人中唯一还未娶到媳妇的,平日里,忙完自家的农活,周在春开着拖拉机给别人家的农田浇水,赚点闲钱。

　　但一切都改变了。

　　4月13日上午,周继坤和家人来到父亲周兴标的坟前,将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复印件烧给了父亲,周家华等4人陪在周继坤身旁,每个人都烧了一份判决书复印件。

4月19日,周家华回到自家废弃的老房子。新京报记者 赵蕾 摄

　　“不适应”

　　案发前,周继坤等5人都住在涡阳县新兴镇大李村。

　　出狱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外居住。即使村里熟识的面孔已寥寥无几,他们也极少回村。“杀人犯”的阴影让5人始终抬不起头来,他们觉得“丢人” 。

　　4月20日,一位原来村里的邻居办婚礼,请帖发到周家华、周继坤的手里,两人托亲友送上礼金,没有参加午宴。他们坦言,在村里,还会害怕接触他人的眼光,更不愿抛头露面。

　　周继坤的妻子张侠考虑到方便照顾孙子孙女上学,搬到涡阳县城租房居住。

　　失去自由7600多天后,周继坤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时代的急速发展早已改变了他入狱前的生活经验。

　　在监狱里,他想着自己的冤情,时常翻来覆去睡不好。回家后,他依旧睡不着。按照在监狱时的生物钟,他依旧每天五点准时醒来,再无睡意。到了晚上,他在手机里翻看各个媒体报道“五周杀人案”的新闻,再挨个转发到朋友圈,平均每天发送七八条,一不小心就看到了十一二点。

　　除了回村办事,他都呆在县城的屋内不出门。“不适应”是他面对新生活的直观感受。

　　即使回村,走上村里四通八达的水泥路,他觉得脚上像踩着棉花,不真实,“有点怀念满是泥泞,坑坑洼洼的土路。”

　　办理身份证时,他像二十年前那样扑到柜台上,后面一个中年女性嚷嚷着“你怎么不排队?”他回头一看,才注意到自己的突兀。

　　他买香油牛肉和卤猪蹄招待客人,周在化抢着用手机扫码,他掏出百元大钞丢给小卖铺,转头和周在化说,“用手机是咋回事,现金多好,还能讲价。”

　　儿子帮他注册微信,他将字号调至最大号才能看清。发送图片和文字成了他的困扰,一着急他就改用语音说话。

　　不适应的还有周在春。

　　2016年,47岁的周在春出狱。他从亲友口中得知,父母先后去世,家里的房子和土地留给了几个哥哥,他孑然一身,变得一无所有。

　　他对城市的建筑感到迷惑,站在红绿灯路口会变得紧张,他分不清方向,一出门就会迷路。

　　在昆山的建筑工地上背水泥,他从不偏离工地和宿舍两点一线的路程。

　　4月21日下午,他到了离家三公里的地方,就又迷了路,只好给周继坤打电话求助。直到他在周继坤指导下打上出租车,周继坤等人下楼接应,才把他迎回家。

周正国夫妇。其妻子患精神疾病已有八年,一直靠药物维持。新京报记者 赵蕾 摄

　　平日出门,他戴着一顶姜黄色棒球帽,为了“有安全感”。

　　年前,他想把老年机换成智能手机,拜托工友带他去商场买。身处拥挤的人潮中,他紧张得冒汗,头也不敢抬,买完手机,他压低帽檐,拉着工友快速离开。

　　周在春直言自己已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他埋怨在看守所受了刺激,又在监狱蹲了太久,记忆力严重退化,一想事情就头疼,更多时候,他习惯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

　　周在化评价他“手机用到现在,还是只会打电话,可能真有点傻了”。

　　相比之下,周在化是适应比较快的。5个人聚在一起,周在化经常给他人解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他手把手教其他人使用微信,如何添加好友,在朋友圈怎么转发文章。

　　被冤案扯进另一个黑洞,再回到现实社会,5人感慨人情世故变了规则,仿佛换了人间。

　　谈及未来,孤身一人的周在春最避讳这个话题。他沉吟半晌,说还没想好,过了几秒,反问众人一句,“要不我回去种地?”

　　沉默的母亲与寡言的孩子

　　周飞龙今年27岁,与父亲周继坤失去自由的年纪相仿。

　　小学三年级时,周飞龙已经从村民怪异的目光中读懂自己的另类身份。为了避开人群,每天上学,他偷偷向南沿着农田绕路两公里去村西的学校。

　　他说那个时候的自己自卑,孤僻,不与同村的孩子一起玩耍,是“像个傻子一样”的存在。

　　刻意避免与同龄人产生冲突的结果并未奏效。在大李初中读初一时,周飞龙与同桌男生发生口角,就被对方一句“你爸是杀人犯,你也不是什么好人”的话语而深深打击。

　　令他难过的不止在学校的遭遇,还有家里的氛围。

　　这些年来,母亲从来不笑,眉头中间皱出一道浅浅的印子。她也不与人交往,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面条,他只能听到钟摆的声音,在寂静中颇为刺耳。

　　孤单的日子怎么也数不完。每周母亲要去县城为父亲伸冤。早晨母亲出门赶车,有时他被吵醒,抱着母亲大腿不放,哭着喊着不让走,却依旧被母亲哭着拽开。

　　他15岁辍学外出打工,每天早晨7点40上班,夜里1点下班。检验零件的关口,他困到失去意识,3次被一块镀有940个细小针孔的金属板扎破手背。

　　累到虚脱,他常想家。家人间那份疏离感却将他束缚在原地。他把每个月挣的600元悉数寄回,以弥补心里的内疚。

　　4月初,周飞龙特意请了事假回家陪父母,他看见周继坤时常将孙女揽在怀里,又是亲又是抱,心底涌出一阵暖流。

　　“第一次感觉到家的温暖,忽然想长久地陪在父母身边,再也不躲在外面了。”

　　与周飞龙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周正国的儿子周鹏。

　　周鹏的姐姐周萍在周正国刑满出狱的前一年在家喝农药自杀。那年他14岁,姐姐15岁。

　　周正国夫妇婚后几年未生育,妻子领养了周萍,不到一年周鹏出生,两人欢天喜地,说女儿是家里的福星。

　　周正国被判刑后,父亲成为家里讳莫如深的话题,周鹏姐弟都将心事藏在心里。唯有一次,周鹏无意中撞见姐姐偷看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的信,偷偷抹着眼泪。

　　姐姐离世导致母亲的精神状态更加起伏不定,多位村民提到,几年前,曾看到周正国妻子脱掉外衣,拿着脸盆和铁锹跑到村里一座石桥上,她“砰砰砰”敲响脸盆,嘴里大声嘟囔着什么,像在骂人。

　　“支离破碎”,周鹏形容自己的家庭。噩运背后隐形的持续性伤害让他备受煎熬,他只想离家越远越好。

　　周正国出狱后,带妻子看病,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近7年,为了给妻子支付每年6000元的医药费,周正国辗转廊坊、上海、昆山、温州等地做建筑工。有次在两层高的楼上刷墙,没站稳摔了手臂,如今再也不能扛重物。

　　长期压抑感情让周鹏变得不善言辞。出门在外,每当他想向父亲表达关心时,话却堵在嗓子里,吐不出咽不下。

　　他也多次想在过年时给父母买礼物,可转化为实际的过程让他心里发毛,最后只好作罢。

　　26岁的周鹏羡慕周飞龙。前阵子,相亲的女孩家里提出要30万礼金,周正国拿不出,旁人又和姑娘家说起周鹏的身世,女方立刻拒绝了亲事。

　　“我不会怪父母,只是于我而言,努力活着本身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周鹏说。

　　蒙冤的结束,追责的开始

　　“涡阳五周案”改判已过去十天,但凡遇见人,周继坤不忘叨叨,这是蒙冤的结束,追责的开始。

　　面对赶来的一拨拨媒体,他屡次撩起裤腿,指着膝盖上五六块皮肉愈合后的白色疤痕。出狱后,他走路缓慢,无力下蹲,走上一段路便坐下来揉腿。

　　展示伤疤成为5个人极力证明自己被刑讯逼供的方式。

　　周家华年轻时从不沾酒,现在每天中午都少不了三两“牛栏山”白酒。“心里憋得慌,有气无处撒,不痛快。”他说。

　　曾任阜阳市中院刑一庭庭长的巫继成透露,他在担任涡阳五周杀人案一审审判长期间,亲眼看见一名被告人出示用纸包裹的带血指甲盖,还有证人下跪说自己被打,承受不住才作的伪证。

　　事后,巫继成在一审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关于案件讨论的笔录上签字,他清楚记得,三名合议庭成员和七位审判委员均认定5个被告人无罪。

　　第二天早晨8点多,死者父亲周继鼎在巫继成办公桌前喝农药自杀。两个月后,省级领导批示案件的压力层层下传,案件走向随之逆转。

　　至此,周继坤父亲,时任牌坊镇政法委书记的周兴标等被告人家属走上漫漫上访路。

　　每周末,拿上几个馒头和一壶水,52岁的周兴标雷打不动地赶往安徽省高院和阜阳中院提交申诉状。

　　为了节省差旅费,他住在桥洞下,睡在公园的长凳上,火车候车室的坐椅上。向路边卖盒饭的小贩讨要剩饭菜。

　　“老爷子吃了很多苦。”周家华母亲多次和周兴标一起到北京和合肥替儿子伸冤,她理解周兴标的窘迫。

　　1999年,听到周继坤被宣判死刑,周兴标的精气神垮了,看到法院的人就下跪。

　　父子二人几乎过上了平行的生活。他们仿佛生活在两个监狱,一个是有形的,一个是无形的。

　　周继坤看不到家人的努力,他偶尔埋怨父亲和妻子,申诉有这么难吗?

　　2016年,周兴标身体每况愈下,他在最后一次探监时向儿子保证:“再等等,只要我活着,就会替你伸冤到底。”

　　10年前,周在化和周在春先后出狱,他们也走上为自己洗刷罪名的道路。“每家人的火车票摞起来都至少一米多高。”周在化说。

　　4月20日,周继坤等5人又聚在一起,商量对当年办案人员追责的事情。“我们不要国家赔偿,一分钱也不要,只要求依法惩戒当年的办案人员,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也是必须要完成的目标。”周继坤说,当年在监狱里看到呼格吉勒图案平反的报道,随后相关部门启动追责程序,依法对呼格吉勒图错案负有责任的27人进行了追责,他兴奋得一夜没睡。

　　周继坤说,他们5人已经决定,过几天就到最高法请求启动追责程序。

　　4月22日下午,周继坤5人从村里赶往合肥,给21年坚持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的几位律师送锦旗。

　　车驶过乡间麦田边的岔路,周继坤忽然指向右侧窗外的一个坟头,轻声说,“那是我父亲。”

　　新京报记者 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