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娘命苦，年轻时，不解怀，后来，一股气生了五个娃。先那两个都小丢了，那个生得虎头虎脑起名叫虎子的，长到七八岁的时候，突然间莫名其妙地死了。你说伤心不伤心。最后才又有了翠翠和金宝。金宝小姐姐两岁，金宝长得白白胖胖的。木桥街上的人犯忌讳，谁能，不能叫他能人，叫他憨子心里才舒服。顺而贯之，白也不叫白，黑也不叫黑了。金宝人们习惯喊他黑子。黑就黑吧，黑了结实，黑了健康，众神里边不还有个叫“黑煞神”的，妖魔鬼怪都不敢惹。二伯二娘他们心里太害怕了。平时人们都喊黑子，偶尔也有人喊金宝的。黑子八岁的时候，二伯得心脏病去世了。

　　大集体年代，凭工分吃饭。翠翠、金宝还小，就二娘一个劳动力，还置个妇女分。挣的工分少，粮食分得也少。人家挑子担，布袋扛；二娘筐子擓。晒的红薯干，有劳力的人家大簿茓；二娘家用蒿荐圈。

　　二娘是个傲强的人，不会哭穷，从未因家里困难找过大队。二娘白天地里，跟大家一起出工，休息时间，二娘割草剜菜，青草喂猪喂羊，野菜下锅充饥。晚上纺花织布，逢集卖了，换点吃盐灌煤油的钱。

　　翠翠到了上学的年龄了，二娘叫她上，翠翠不上，翠翠知道家里供不起。黑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娘叫他上，黑子看姐姐不上，说自己也不上，二娘哭了：“三代不读书，赛似一窝猪。再苦再累，娘也要叫你上学。”黑子拗不过去，上学了。当时上学的几毛钱学费家里都拿不出来，邻里都穷，向谁借？二娘领着翠翠和金宝给人家供销社食堂推磨，推一百斤小麦给三块工钱。黑子的学费交上了。二娘不叫娃们在学校让人瞧不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闹革命，那时黑子上到戴帽初中。学校分两派，什么“摧资”、“八一八”，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口号喊得震天响，标语贴得满处都是。校长、老师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学上不成了。

　　这时，劳累过度的二娘也病倒了。开始二娘觉得头晕，后来浑身发热，医生看了，也说不出个什么来。先是右腿不能动，接着左腿也抬不起来，瘫了。

　　老天哪！你就是这样的不睁眼，日子本来就不好过，这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你叫翠翠、金宝怎么活呀！

　　十几岁的姐姐挑起了这个家的重担。姐姐还真辛苦，既要置工分，又要照顾二娘。黑子想：家里都成了这个样子，不如回家置点工分，多分些粮食实在。二娘虽说瘫痪在床，也要坚持叫黑子上学，即是学不来知识，长个个子也行。黑子坚决不上，脾气跟二娘一样。

　　黑子学没上成，心眼挺机灵。见啥学啥，见啥会啥。手电简，钢笔管，他一摸就好。

　　老式锅灶，费柴，像烧窑一样。

　　七十年代，粮缺，柴也缺。不少人家因没柴烧，一天只吃两顿饭。

　　黑子在自家的灶台上琢磨着，如何节省柴禾。锅底与灶底的距离不能太高，高了，火苗燎不到锅底，就被后灶的烟筒的风吸过去了；锅底与灶底的距离低了，火苗起不来，就会只沤烟。

　　还有灶底按放的火篦子，也有学向。放置在锅底中心，火苗起来，燎不到锅底，就吸到锅后了。

　　老旧锅灶都是修得锅底与灶底太高，火篦子放在锅底中心，火苗几乎都吸到后嗓里，柴也浪费了。

　　自己琢磨不准，黑子去请教修灶台的老泥水匠。老泥水匠告诉他：祖上都是这样修的，有好办法，祖上早想办法了。领不来高教，黑子不死心，在自家院子里忙乎开了。他搬来砖，和了泥，修着想着，不对，拆了再修 。灶台里空间不能太大，锅底与灶底的距离不能太高。这些他都把握住了，关键是火篦子放在什么位置合适？能不能再往锅底前移移。老泥水匠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有好办法，祖上早想办法了”老祖先的办法都是合理的！他大胆並排用了两个火篦子，燃把柴试试，还有逾过锅底的火苗。火篦子再往前移移，成功了。冲上去的火苗，刚好从锅前舔到锅后，形成了一个大火盘，余烟顺着烟筒出去了。一把柴管教一锅水有响动，两把柴能教水烧开，三把柴能教饭做好。

　　这个惊动可不小，不亚于现在得个“诺贝尔科学发明奖。”

　　人们很快都知道黑子会改锅灶这个事了，黑子也忙活开了。六婶喊：“金宝，今儿给我家锅台改改。”花大嫂也喊：“黑子，明儿给我家灶台修修。”人们叫他啥，他都脆声声地应叫着。

　　瘫痪在床的二娘心里高兴：“俺黑子有出息了。”二娘嘱咐黑子：“街坊邻里，乡里乡亲的，咱可不能要钱，谁没央过谁。”黑子记下了。实际上，黑子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黑子改锅灶的新技术，极大的缓解了人们的烧柴问题。本大队改完了，又修到外大队。有些又通过亲戚关系，修到几十里外的外县。

　　黑子到婚娶的年龄了，想不到这个“黑”字黑出了问题。媒人给方说，对方叫“黑子”，“什么黑子！？”媒人觉得说漏了嘴。即又纠正说：“虽说叫黑子，白着呢。”任你再说，女方就是不相信。在镇上见了面，姑娘没啥说了。当问到家庭成员时，黑子主动介绍说：“有个姐姐，还有个瘫痪在床的老娘。”媒人急得直示眼色。路上交代过他，女方问啥，说啥；不好的别说，我给你打方圆。女子听后，没再说什么。几天后，媒人捎话过来，说“黄”了，“为什么？”“因为你有个瘫痪在床的老娘。”

　　这真是，谁不是妈生的，能是树柯杈上蹦下来的，鸡蛋壳里抱出来的！“黄”了拉倒，有这种心思的人，就是结了婚，对父母也不会有孝心。

　　以后再说姑娘，见面时，黑子还是捞稠里说：“家里有个瘫痪在床的老娘，行哩行，不行哩拉倒。”姑娘瞪大眼晴，怀疑地看着黑子，自己问过他吗？这个主是不是脑瓜子里有问题？

　　黑子是个直性子人，心里没有那些弯弯窥窥的，有问题不如早说，省得以后生气多不好。

　　人们惋惜他，都怪他不会说话。二娘见黑子说的姑娘，说一个吹一个，心里急得油煎一般。二娘盼儿媳妇心切，看看翠翠出落得花朵一样，心里有了主意，让黑子叫来了媒人，如此这般一说。黑子急了，跪在二娘床前，哭着说：“黑子不成器，我不能叫姐姐为我跳到火坑里。”黑子坚决不同意，媒人也没了主意。二娘要死要活，黑子劝不下来，交代了姐姐，也几天不在家。二娘没方，依了他。

　　黑子的事过后不久，二娘托媒人给翠翠找了个人家，才打发了出去。

　　一番风雨之后，生活又平静了下来。

　　八十年代，黑子已是三十大几的人了，泥水匠的手艺在方圆也是数一数二的，众人推举他为建筑队队长，领工出外盖房，工钱也少得可怜。二娘交代黑子：“都是穷薄业的，盖个房子不容易，能少要就少要，你要拿最少的一份。”黑子表哥在地区建筑队，人手紧缺时，常叫黑子过去帮忙。还在省人民公园干了几个月活。黑子粗活能干，就是堆砌假山，建造亭台楼阁的细活在建筑队也是叫好的。

　　在近处做活的话，黑子中午抽空回家照顾二娘；在远处做活，就把二娘送至三里外姐姐家去，不过，晚上一定得到姐姐家见见二娘。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些日子。

　　一天早饭后，支书黄梦玺骑着新买的“永久”牌自行车来找黑子，说叫黑子到城里亲戚家帮两天忙。二娘在里间听他们说话，嘱咐黑子：“你去，再忙也得去。” 二娘都发话了，黑子更没啥说的。黑子匆匆收拾了一下，到隔壁给我母亲交代交代，也骑着刚买的二手自行车，跟着支书就出发了。

　　木桥村离县城六十几里，不到晌午就赶到了。支书领着黑子到“金谷宾馆”雅间先歇着，说请个人吃顿饭。

　　服务小姐捧着菜单，恭恭敬敬地迎上来，请支书点菜。支书瞥了一眼，说：“有上档次的吗？” 服务小姐又从地柜里抽出一本，递上来。支书看着思索着，用笔画了一阵子，几个菜，黑子不知道。

　　可能来时支书与要约的人已经约好了。看看已快十一点半了，怎么还没动静，支书打开窗帘向外张望。十二点了，是不是又落空了，还是没动静，支书沮丧地坐在圆桌边椅子上不说话。“吱”的一声，门外有小汽车停下，隔窗一看，来了，支书失急慌忙迎出去，拉着来人的手，来到雅间。支书给黑子介绍：“这是咱们县委办公室的尹秘书。” 黑子礼貌地站起来，表示迎接。

　　来人中等个子，四十来岁，年轻轻的已经鼓起了将军肚，肉嘟嘟的脸上泛着油光。看见黑子，回头问支书：“这就是你说的能工巧匠小黑？”说着也和黑子握了手。

　　“坐，坐，咱们都坐。”尹秘书客气地示意大家都坐下。支书小心奉上香烟，尹秘书摆手说，戒了。尹秘书呷了口茶，感慨地说：“你老兄真盛情，我要再不赴约，就拂你的心意了。今晌又要得济几个老同事了。干这个差事，不大不小的可真难噢！”尹秘书似有许多为难的事纠缠不开的样子。

　　“那是，那是。什么事能难住你尹秘书？” 支书微笑着奉承着。

　　（作者 张家生 刘集镇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