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日前在河南高校调研时透露，教育部联合多部委制定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异地高考方案已经国务院同意，将适时发布。（7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
异地高考，关系着几亿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切身利益。据统计，2010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小学和初中就学的人数达到997.1万，带着近千万学生未来命运的异地高考方案，自然会引起舆论和百姓的高度关注。然而我却认为，对于这个方案，我们的期望值似乎不能太高。其原因有三：
首先，从此方案的制定过程看，开放异地高考早就成了亿万流动人口百姓的强烈愿望。今年两会前夕，随迁子女家长发起《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呼吁书》签名活动，并征集到超过9万个签名，这样强烈的民意表达，在我们的历史上可以说的极其少有的，说明人们对开放异地高考的期望之强烈。然而，就是关系着几亿流动人口切身利益的异地高考方案，却没有经过公开的讨论，更没有群众参与听证，即使今天“已经国务院同意”，但其内容还属保密，由此可见方案制定的难度之大，据说既要开放异地高考，又要保护北上广等名牌高校集中城市“高入学率”的既得利益，如此走钢丝追求“利益平衡”的方案，其结果肯定是两面不讨好。
其次，虽然放开异地高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高考制度的社会不公。但是，高考制度最大的不公是优质高校资源的分配不公，以北京与河南、安徽考生进入北京大学的比例为例，2012年北京的考生每千人可以有3.3人进入北大文理科，河南则是超过万人才有1人进入北大的机会，安徽考生则要1.3万人才有1人进入北大校门。即使完全放开异地高考，也改变不了这种高考招生名额的不公。
第三，据报道，新通过的方案将在全国统一规划的基础上，给予地方一定的自由空间。作为高考既得利益最大的城市，如果放开异地高考，必然损害了这些城市考生的既得利益，使他们进入名校的录取率有所下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地方政府必然充分利用甚至通过对策无限扩大“自由空间”的权力，用苛刻的条件限制异地高考的规模，使异地高考方案带来的一点局部公平尽量缩小，因为地方政府毕竟是当地市民的“父母官”，难免会把维护当地市民利益摆在第一位。
有此三端，我建议对于异地高考的期望值不要太高，我们更希望名校能够根据各地报名考生数量公平分配招生指标，使各省市的考生都有相对平等的机会进入名牌大学，到那时，异地高考、高考移民都可能成为历史。（金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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