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琪）

　　养老双轨制的不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公众对养老金现状的关注，基本上是从要不要延迟退休的争论开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退休年龄如此敏感？

　　郑秉文：涉及到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有两类人最为敏感：一类是私人部门做工的，比如厂矿企业的工人，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比较反对，态度悲观。这些人一般是体力劳动者，工作的市场化程度高，所以早退休对他们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另一类是公共部门和知识界，倾向于赞成延迟退休，这也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这些争论往往发展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冲突。事业单位、公务员本来领取的退休金就高，如果又延迟退休，会被认为公共部门给自己谋好处，制定了一个利己的政策。但是，如果事业单位不改革或改革在后，提高私人部门退休年龄在前，那么也会让公众认为好处都让公共部门占了，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在不统一的、碎片化的养老制度下，公共部门无论怎么做，无论是否提高年龄，其结果都是负面的，都会遭到私人部门的诟病，这就是碎片化制度的必然后果，我们应该有这个心里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养老制度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平衡，造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退休人员待遇差别明显。对于养老双轨制的诟病由来已久，它造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郑秉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是45%。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替代率45%意味着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45%，但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替代率能达到80%～90%，其中，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稍高一些。

　　上海街头歇息的退休老人。老年人的普通心态是，早退休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

　　公务员和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不用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领取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他们的退休金多数由国家财政支付，这就是私人部门的人觉得非常不平衡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双轨制当初是怎么形成的？改变双轨制的呼声很高，但是似乎看不到什么效果。

　　郑秉文：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非常严重，它留下了不同时期的制度思路和国情特点。1978年改革开放时，全国积压了整整200万应该退休的人员不能退休，因为“文革”期间我们的退休制度彻底瘫痪了。国家于是出台临时办法解决退休问题，企业的工人退休后由企业负责发放退休金，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拿钱。那时候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的利润用来先发放退休金再上缴国家，实际上和国家财政直接拿钱支付是一回事，企业和事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额也差不多，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企开始裁员增效，企业职工要变成“社会人”，就必须建立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险体制，这里边包括独立的失业保险体系、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等等。我们改革的是经济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事业单位就没有建立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社保体系的动力，所以他们一直由国家财政负责，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在90年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时一些省市听话，他们的事业单位养老金也参加了改革试点，但他们仅仅参加了缴费，养老金的计发公式却没有变化，否则，就会出现不稳定，因为相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事业单位相比，发现自己亏了，再按企业的水平拿养老金那就更难以接受了。所以，实际上，从全国看，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是分成两个台阶：大约是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加改革(无需缴费)，一部分是参加了部分改革(按企业标准参加缴费，但按原先事业单位标准领取养老金)。

　　养老双轨制的改革，说到底是个利益关系的博弈。由于上述事业单位两个台阶的存在，在2008年事业单位五省市养老金试点改革时就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为大家认为早参加改革早吃亏，观望的态度十分明显，谁也不愿意带头改革了。公务员不参加改革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两个台阶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双轨制更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公平不是改变不了，关键是要看有关部门是否下决心来改。

　　　养老制度会破产吗？

　　三联生活周刊：除去这种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感，人们对于养老金的缺口难免担心，害怕自己退休时领不到养老金，那时的养老金能够保障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看您曾经算过一笔账，15年后我们的退休金可能只够吃盒饭，听上去让人挺担心的。

　　郑秉文：我先来做个假设。假设参保人退休后一日三餐吃盒饭，以20元一份计，每天需60元，年均则需2万多元。加上其他基本开销，每人年均需3万～4万元。若参保人退休后存活15年，则需50万～60万元。然而以中等城市水准计算，参保人员在退休前所缴纳的养老金每年约为3000～4000元，15年缴存余额约为5万～6万元。很显然，其实际缴存不能支付实际领取。因此从养老金财富总值角度来看，在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处在巨大的财务风险之中。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我们现行的养老保险有财务上可持续性问题？那二三十年后退休的人还能领到退休金吗？

　　郑秉文：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从财务上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若不改革，未来某一天破产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来说，现收现付制是以国家的主权信用来担保的。只要国家不破产，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国家不会变成希腊，个人就无需担心自己的养老金不能兑现，国家的财政总会兜底。

　　我们作为学者，观察的当然是养老制度的问题，发现问题就会大声疾呼。这些问题从短期来看似乎并不严重，比如我们目前当期支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每年养老基金的收入大于支出，每年结余的养老基金都非常可观。所以当期的支付压力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要细究当期的养老金结构会看到，每年的巨大余额中一大部分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很差，希腊就是这样，而相比之下，像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制度平衡能力很好，非常好，自建立那一天起就没有块钱的财政补贴。比如2010年，在结余的2865亿元中，1954亿元是来自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补贴，纯粹缴费收入减去支出的结余只有9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就非常小了。尽管很小，但毕竟还是有余额的，所以说当年支付压力不是很大，财务压力也不大。

　　但长期看这个制度问题很多，不具备可持续性。截至2011年底，全国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额2.5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703亿元，空账额从2010年的1.7万亿元上升到2.23亿。我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去年底发布了《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对我国养老金状况做了专门的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