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我们两个谈的概念和内容是两回事，俺这个村级市，一没有公务员，二没行政机构，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让群众过上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4月14日要建全国首个“村级市”的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正面回应了于建嵘对“村级市”的质疑。(4月15日新华网)
较之于新鲜出炉的“村级市”，镇级市已被多个地方提到发展规划之中。事实上，顶层设计中也不乏此类政策引导，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就释放了“把人口、经济、财政、税收以及城市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的县(镇)，适度改设为市”的政策信号。
当然，就西辛庄一没有公务员，二没有行政机构的“上市”而言，“村级市”与镇级市还是应区别对待。“村级市”因不涉及行政层级的变更，更倾向于名义上的“上市”；镇级市则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升级。谋求行政级别的提升，其利益归指显然不止于名声上的“美化”。行政升级背后的资源考量——土地审批权、财政支配权的扩大，才是最为根本的“上市”动力。西辛庄的变更，目前虽止于名声，但渴望升级的欲望可见一斑。
正因为不同级别背后的行政资源差异，谋求行政上的升级，愈发成为一种发展路径。且，这一欲望最为强烈的又属于“先富”之地。这种发展路径，与其说是经济地位的提升之后政治诉求强化的自然流露，不如说是当下中国基层发展的思路所决定的。尽管西辛庄的“村级市”并非行政级别的提升，但其与镇级市的发展路径背后，都隐藏着一条日益显性化的发展脉络——富裕起来的乡村，必然归于城市化。或者说，乡村重建，已经被城市化所替换。
与先富之地自觉升级相对应的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已被深深裹进强力推进的城市化洪流。如此发展格局之下，富裕起来的农村已难言物质充裕的乡土中国，而是不折不扣的城市化附庸。它一方面依然为城市输血，另一方面传统资源、人力的外流又进一步加速自身凋敝，内生的创造力不断被抽空，又深深依赖于城市的剩余红利。
城市与乡村对立化的二元结构中，蕴含着一种日渐凸显阵痛的固化思维：以城市化模式改造农村，将农村人“升级”为城市人。很显然，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建与发展。城市化的农村之后，只剩被抽空的城市赝品，传统的乡土中国渐行渐远。
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城市化强力置换后的乡土中国，并不仅仅指向环境的破坏，田园的消失，更意味着千百年来以乡土为给养的乡村伦理的异化，基层社会秩序的瓦解和身份认同的焦虑。一如有学者称之的背井离乡的现代化与城市化。
朝向单向度城市化的农村振兴，在浮华的城市化阴影下已使乡土中国成为被忽视和被不断蚕食的凋敝场域。农村不应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村级市也已早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乡村重建，其本质是准城市化的前奏。这里即便农民富庶，乡土品性却荡然无存；这里设施健全，乡愁依然难以安放。
有没有一种城市模式，是城市包含乡村，乡村包含城市，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生？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判断了：“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顽固和落伍并非只是口头上的讥笑，而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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