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不考虑人口规模因素,上述图景已经在当下的西辛庄村落地。当我们剥开“村级市”这个光鲜的外壳,显露出来的仍然是十足的“农味”——农业户口、村民自治,一样都没少。用李连成的话说,“俺这个‘村级市’一没公务员,二不设行政机关,三我还是一个支部书记。”
既然成立后的“西辛庄市”不过仍是一个大型的农村社区,如此“升级”更不能让村干部们“加官进爵”,李书记又为何如此热衷于此事呢?许多人认为他在哗众取宠、贩卖概念,但冷静下来分析,在这背后,是当地村民对市民身份的强烈渴求,只不过,这种稍显华丽的表达,被更多人当作了一个笑话。
也许有人会将“村级市”概念的抛出归结为李连成等人的虚荣心,但是只要联想起石家庄的改名风波,以及重庆地名命名将一律不使用“村”的规定,我们便会发现,这种嫌“村”爱“市”的情结绝不仅仅存在于农民身上。
而如果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便会发现,当许多人将西辛庄“村改市”视为一场闹剧一笑置之,并试图用舆论力量将其扼杀于“襁褓”中的时候,长长的城乡鸿沟被遗忘于不屑与嘲讽背后——正是坚冰难融的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社会在居民收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巨大差距,让农村、农民被严重标签化——这种阶层歧视的后果之一便是,即使少数村庄可以站在财富高地上“一览众山晓”,但被深深烙在心底的自卑心理却并不能随之消释,经济上的“翻身”反而更激起了他们的“去农化”欲望,他们需要努力摆脱被标签化甚至污名化的身份所带来的伤痛。
因此,我们可以将“村级市”视为一个“可爱”的怪胎,是农民的身份认知被长期压抑后的一次“冲动式”发泄。而这种“冲动”,则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种变相抗争和绝妙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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