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适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需求。
———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改革难度很大,改革要冲撞部门利益,靠部门自己改革不现实,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在众多专家恢复国家体改委的呼声最终未能实现的背景下,国务院近日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的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问题,研究论证重大改革方案等。联席会议由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等35个单位组成,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担任召集人。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
专家表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成立这样一个联席会议制度,应该是为了为此后进一步推进改革作出准备。但是这一较低级别的协调机制不能解决重大改革问题,今后随着改革步入更广更深的领域,还需要更高层次的制度或机构来协调。
是否恢复体改委“有三个拿不准”
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经济社会等领域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继续深化改革的必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今年两会前国务院机构改革讨论中,不少专家希望能够重新恢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主导改革进程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31年前的3月,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难度最大的问题,国务院成立体改委,由总理兼任主任,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这个机构几乎参与了此后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所有重大议题,直到200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它被并入由国家计委改组而成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1982年3月,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国务院成立体改委,由总理兼任主任,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一研究、筹划和指导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体改委几乎参与了此后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所有重大议题。1998年,体改委改为体改办,成为国务院办事机构,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体改办也被撤销。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后来在解释国务院机构改革有关内容和考虑时表示,在是否恢复体改委问题上,“有三个拿不准”,“使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为难”,必须“慎重地去研究、去思考”:第一,当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下来的事,就是如何进一步地深化和完善。要不要再搞一个实体机构,拿不准;第二,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这五大领域当中都面临着改革任务。在范围如此广泛、改革任务如此繁重的情况下,要搞一个这样的机构,把所有的改革内容都统筹起来,干得了干不了,没把握;第三条,这几年各个领域已经成立了诸多专门负责改革的高层协调机制,效果不错。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体系不用,重新再搞一个机构来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行吗?拿不准。
对于外界的呼吁,王峰强调将就大家的意见共同地去研究、去论证,留待下一步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看来,研究论证的结果,就是建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专家表示需更高层次改革协调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一直致力于体制改革研究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曾连续多年提交《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协调机构的建议》。迟福林昨日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适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需求。首先,当今中国,不光是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这些体制改革都需要顶层设计。而目前改革面临着部门利益协调问题突出的特点,需要有个改革协调机构来进行协调。现在成立这样一个联席会议制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各界达成了共识,这适应了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需求。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在这之前成立这样一个制度,应该是为了为此后进一步推进改革作出准备。
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昨日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对这一联席会议能否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并不乐观。石小敏表示,成立联席会议制度是对改革呼声的一种回应。但他表示,改革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危机感,二是要有新的理念。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全国上下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危机感。在理念方面,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一个重大的理念转变,由此产生的改革开放又带来了新的认识。当时对危机感和新理念的认识方面是上下一致的,所以当时成立的体改委是由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主任,副总理主持工作。这样一个机构级别足够高,而且超脱于部门利益之上,因此体改委在改革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成为改革的“中枢”。
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他也认为“改革难度很大,改革要冲撞部门利益,靠部门自己改革不现实,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
迟福林也认为,联席会议只是一个过渡的制度,今后随着改革步入更广更深的领域,还需要更高层次的制度或机构。因为目前的联席会议只是部委之间的,只有上升到中央层面的设计和协调才能适应更深层次的改革。对此,迟福林可以考虑三种形式,首先,希望是中央层面的,能够统筹协调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机构;其次,可以是由国务院直接牵头,由总理负责的协调机构;此外,还希望能有一个改革咨询机构,不光只是部委坐下来研究协调,还希望能有专家和社会的力量加入进来。
(记者 辛省志 娜迪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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