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硬骨头”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都会重点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总体规划。据各方预测，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会重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财税、金融、国企改革等将是本次三中全会的“重头戏”，每个方面都面临不少“硬骨头”。

　　财税改革：房产税会不会全面铺开；如何推进“营改增”改革，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遗产税要不要征收。

　　金融改革：存款、贷款利率能否完全放开，实行市场化利率；如何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如何减少行政干预，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能否建立常态化的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机制；如何加强监管，治理国企腐败。

　　土地改革：如何保障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主体地位；如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利；如何建立城乡统一、同权同价的土地市场。

　　资源价格改革：水电气等民用资源梯级价格如何确立；石油、煤炭等能源的定价机制如何理顺；电力、石油等行业垄断如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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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鼓作气 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

　　三中全会可能突围的几个领域

　　改革开放35年以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历届三中全会都承担着中国改革发展重大历史使命，体现了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目标和经验。当前越来越多的利益格局积累成发展围城，与以往相比，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论述，李克强总理也指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这些重要的思想，都阐明了释放改革红利要啃硬骨头的道理。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从各方面信息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全会对于中国发展新局面的形成定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利益主体矛盾交织，形成合力难度加大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因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过去任何时期、任何阶段所无法相比的，改革事业已进入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一鼓作气，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从改革主体看，利益主体矛盾交织。改革事业的推进，最终要落实到每个个体自身的发展上来，要落脚到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红利”的出发点上来。改革不仅要促进效率，也要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但是，在多年改革发展中，收入分配、资源利用等领域都形成了不同形态的利益群体，且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阻碍大多数人对改革红利的共享。20年来，群体性事件增加了10倍，其中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等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事件占80%以上。不能共享改革所带来的红利，还要受害，由此引起社会和人民的不满。而官员的腐败、权力寻租等问题加速了社会利益的分化，民主法治进程的滞后，使得人民主体的潜在预期不断在削弱。温州近些年出现的资本外逃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改革的确已经处于不进则退的攻坚阶段。

　　从改革进程看，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就必定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但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通过渐进式、增量式、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使我国的改革红利得到极大释放。在改革起步阶段，由于改革带有“普惠式”，改革普遍受益。新一轮改革已经越过了“帕累托改进”阶段，各方面普遍受益和广为受益的改革越来越少，达成改革共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当时那些绕过去的和放在一边的矛盾和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相反可能随着改革推进而成为绕不过去的“拦路虎”。今天，这些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已经直接摆在我们面前，躲不开也绕不过。换句话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纵深性在加强。

　　从改革动力看，形成合力难度加大。要推动改革，就必定需要付出代价，而作为改革的组织者、推动者的各个部门、区域等，自身也就成了改革的对象，自己改革自己，甚至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大幅度放弃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如果没有壮士割腕的政治勇气，改革就很难进一步推进。同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在加剧，这就为深化改革增加了复杂性，改革共识和改革合力形成的难度就会加大。比如，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等，就涉及到“条条框框”的各方利益，使得改革难以有效推进。这也表明，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来打好改革开放这场“攻坚战”。

　　从改革领域看，重要改革依然滞后。尽管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些方面的改革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很多改革措施还没有落到实处。以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等领域的配套性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城镇化红利。此外，政府部门对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较多，行政性审批方式在资源配置方面还占据很大地位，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国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体制等重要改革环节，依然与预期的改革目标有较远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