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98个中央部门要公开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并做好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公开工作。
截至7月25日，已公开榜单上的中央部委共计84个。而外交部、司法部等14个部门仍未公开。
“账本”公开阻力从何而来
“三公”经费触动公众敏感的神经已久。在公众的眼里，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几乎就是“公款出国、公车私用和公款吃喝”的同义词。一个被媒体和评论家们广为引注的数据是:全国“三公”消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占行政支出的三分之一。值得深思的是，这一明显有损政府廉洁和公信的推断性数字，在坊间流传了十多年，既未“与时俱进”地增长，也没相关政府机构拿出具体证据来予以否认或辟谣。
对于民众而言，政府机构的沉默就意味着默认。这种大众心理加剧了民间的“仇腐”情结。“周至尊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这些喧嚣一时的网络舆情危机事件，无一不受网民“仇腐”情结的推动。“三公”经费不公开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仍在不断累积，并等待着下一个时间点喷薄而出。
“三公”经费公开或更大层面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并不存在“理论不成熟”的障碍。在“透明政府”、“阳光政府”等理念已被广泛认同之后，尤其是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已逾三年之后，财政经费支出的公开既是大势所趋，更是瓜熟蒂落。监督权以知情权为前提，政府将财政信息捂在黑窗之中，民众无从窥知，监督也就无从谈起。“三公”消费就鲜活在公众身边，它绝不因行政部门不公开就凭空消失了。越是不公开，越会加剧民众的猜疑;越是对“三公”消费遮遮掩掩，越显示出行政部门在“三公”消费上的“此地无银”。
对于行政部门而言，“三公”消费不是应不应该公开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公开的问题。怕公开是因为那些公权私用的勾当见不得光。公开的推动力在民间，拒绝公开的阻力则在行政部门本身。2009年，广州市首次在网上公开了114个政府部门的“年度账本”。这些部门预算信息甫一上线，广州市财政局网站就被蜂拥而至的网民点至瘫痪。可见，民众从不缺乏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制约公权的热忱。所缺的，只是一个让民权伸张的平台。
由国务院自上而下启动的这次“三公”经费公开，也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不少网站纷纷制作专题，号召“全民前往围观”。人民网还为此专门制作了“2011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时间排行榜”，位列榜首的是科技部，公布时间为4月14日。这是唯一一个在国务院要求的公开时间底限(6月底)之前，完成了相应公开工作的部门。截至7月25日，已公开榜单上的中央部委共计84个。而外交部、司法部等14个部门仍然留白。
中央部门对国务院的底限要求尚且如此抵触，地方的积极性就更为冷淡了。据媒体的公开信息，目前仅有北京在7月21日公开了“三公”账单，山东、江西则表示准备公开。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仍以沉默应对。“三公”经费公开的阻力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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