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98个部门的“三公经费”截至目前公开了近半。相信随后陆续还会有其他部门公布。从已公布的部门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除审计署个别部门外，绝大多数部门公布的数据比较简单，人们只能看到“三公经费”的大概；二是多数部门“三公经费”支出主要用于公车消费，可见公车腐败治理难度之大；三是也有为数不少的部门“三公经费”支出不降反升，理由则五花八门。
“三公经费”支出透明化是预算公开的一个重要内容。自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后，舆论就一直关注该方面的进展情况。这反映了人们对知情权的重视。理论上说，政府的预算收入来自纳税人上缴的税赋，进而最终来自于人民创造的财富，因此，公开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整个政府预算，使之接受民众监督，是政府当然之责任。但在实践中，由于长期把政府预算看作国家机密，只有少数领导人和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接触到这些数据，大众根本无权知晓，“三公”支出的公开也就千呼万唤出不来。
其实，看一个政府是否乱花钱，“三公”消费是最好的镜照。从政府履职和运转角度而言，是需要一定的“三公”支出的。如果这个支出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公共服务，哪怕因此多花一点，想必公众都能理解。但从当前公布的部门来看，“三公消费”很多与政府的履职并没有多少关系，纯粹用于政府部门自身的“非生产性”消费，用于工作人员的个人福利。
或许正鉴于此，多数中央部门到现在迟迟未能公布“三公经费”支出，而已公布的部门，也明显具有应付的性质。国家机关在公布“三公经费”上的这种拖沓、不负责任的表现，一方面反映出目前财经纪律的软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对政府公信力和中央权威的一大损失。因此，如何确保“三公经费”的亮相不“卡壳”，更进一步，成为一种惯例，就成为我们需要从制度上考虑的事情。除此外，如何更好地公开“三公经费”，以及公开后对所存问题怎样进行改进，以防止在“三公经费”公开问题上做手脚、玩花样，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三公经费”公开项目的粗陋，起不到应有的监督作用，但如果仅有公开而问题得不到改进也不行。因为若年年公开，问题年年同样存在，有如现在审计查处的问题一样，这样的公开意义也不大。包括“三公”在内的预算公开的目的，不仅是让公众知道纳税人的钱政府是怎么花的，用在了哪里，更重要是通过公开遏制政府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使纳税人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为此，需要完善预算公开的制度和程序，在问责上下功夫。
首先，建立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门，以及对公开后发现动用公款进行“三公”消费造成挥霍浪费的，要进行问责，以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过去中央治理“三公”消费效果之所以不彰，一大因素是惩处环节不到位。
其次，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并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目前公开的内容还很笼统，应该完善预算科目，细化具体项目，特别要严格限制以“其他支出”笼统化、模糊化“三公”支出，能列入相关细目的必须列入，不得化实为虚，化零为整。同时，公开的模式、说明语言等，也要做到“通俗易懂”，不能如同天书一般，公众看不懂。此外，明确规定公开的时间表和每个公示周期的最后期限，防止有关部门将陈年旧账拿出来“忽悠”公众，或者故意拖延、拒不公布。
第三，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将财政预算内外两种管理体制统一起来，严防地方和部门私设“小金库”。财政总预算、部门预算、专项资金等全部财政收支都纳入预算管理，各类预、决算全部公开，包括每年审计出的有问题的资金项目，以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
第四，强化人大审查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要承担起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突出审计独立监督的职能。这就需要我们尽快修改《预算法》、《审计法》等法规，使之相衔接和配套，成为能真正实施和违法后追究责任的法律。
最后，还应加强舆论的监督力量。
近年来，随着预算民主化的推进，从中央到地方，预算公开的力度在不断加强。但正如温总理曾指出的，财政预算公开工作进展不平衡，公开还不够细化，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对“三公经费”的公开，必须从整体上有严格的制度、措施安排，从而确保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之实现。
(作者系北京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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