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公开“三公经费”可以通过预算法的修订，对其进行刚性要求
中央部门今年“三公经费”公开已近尾声，在公开这一做法获得一致肯定的同时，公布内容不够细致、公布标准不一等，导致公众对数字“雾里看花”，不知道这些数字花费是否合理。那么，“三公”公开该如何改进呢？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教授曾康华。
如何看公开？
公开就是很大的进步
新京报：距离国务院要求公开“三公经费”已有1个月，但依然有10多个部门未公布，怎么看？
曾康华：今年是“三公经费”公开第一年，已经有近90个部门公布了，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总体上应予以肯定。从整体上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积极意义。
从公开进度来看，距今尚未公布的部门，也可能存在部门过于谨慎的情况。因为此前公布的一些数据，引起公众关注的同时，也有质疑。同时，对此项工作的重视方面，可能也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如何看数据？
需结合单位性质来衡量
新京报：从现有公开数据看，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曾康华：看部门公开的绝对数字，这个并不是很科学。因为每个部门职能、人员都不一样，所以肯定会有差距。我们不能拿一个几十人的单位和一个几千人的单位，做纯粹数字上的对比。比如，之前国税系统公布的“三公经费”达到20多亿元，引来了很多的质疑。事实上，他们实行的是垂直系统的管理，从上到下这么大个系统，这笔费用平均下来，其实并不多。相反，一些小部门几千万元的“三公经费”，平均下来可能更多一些。
新京报：事实上，一些比较少的数字，也受到质疑。比如住建部26万元的接待费，很多网友认为不可能。
曾康华：这种少的，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这次公布的是财政支出中的“三公经费”，但很多部门非财政拨款其实是很大一笔收入，这里面可能涵盖了很多“三公经费”。与之同时，权力部门在转嫁“三公经费”方面会比较多，特别是向所管辖的企业和下级单位转嫁，这样的情况大量存在。所以，真正意义的“三公经费”，如果都算上的话，可能公布的数字就大大低估了真实的情况。
新京报：这些数字并不能真实反映“三公”消费？
曾康华：应该说，这只是公布的很笼统的一个数据，不可避免在统计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遗漏。同时，从统计学上讲，也必然存在一些误差。以GDP为例，各个省的GDP总和相加，有时候比全国的数字要大出一两万亿。
新京报：“三公”公开也有受到表扬的单位，比如审计署。
曾康华：审计署公开了公车数量、每辆车的运行费等，值得称赞。这其实跟自身职责有关，作为审查别人的机构，这决定了它需要做出一个表率和示范。当然，其他部委应该向其学习。
新京报：从公布的数据看，公车支出占了绝大部分。这三项支出到底占什么比重合适？
曾康华：从历年的调研来看，公车支出占“三公经费”2/3左右，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比例。但到具体单位，则跟其性质有关。比如水利部，其公车支出就高，但出国经费就低；商务部，出国经费则比较高。因此，不能单纯以数字的高低和比例来看，还要结合单位的工作性质对比才有意义。
同时，各项支出是否合理，还要看全国平均水平。比如公务接待，上海、北京就会比西部城市要高。这些支出应该是什么样的比例才合理，现在很难下结论。中国的信息公开才刚起步，公布的内容有限，下结论为时尚早。
公众如何监督？
今后可监督增幅合理性
新京报：有网友说，公开的目的是为了监督，但公布的数据，达不到监督的目的。
曾康华：首先，这些部门能够把这些数据拿出来，虽然可能存在水分，但还是基本能反映真实情况。从数学意义上讲，数据完全真实是比较难的。比如一些单位，可能将“三公经费”开到办公用品里，这样的情况肯定存在。这是财务制度方面需要加强的。
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公开这件事情。既然一个部门能公开这个数字，说明不会特别离谱。今年公开的是一个基数，今后会逐年公开，其数据是否在合理范围内增长，公众是可以比较的。如果大增大减，势必就存在问题。
新京报：今后，此项工作还能怎么改进？
曾康华：未来“三公”公开，需要有一个更明确的界定，以及更规范的统计口径和统计范围。“三公经费”到底涵盖哪些部分，要逐步细化，并把信息尽可能地详细公布。但详细到什么程度，还需要不断努力。
新京报：公众监督，对此项工作能起到多大推动作用？
曾康华：我觉得从两方面理解。目前很多政府公开的内容，一旦出现在网上，舆论监督的力量就显现出来。这在10多年前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现在监督渠道多了，对工作本身是个推动。
但同时，如果想仅仅靠网络、靠公众就能监督政府，这是一个妄想。鉴于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公众监督只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比较有限。总的来说，要推动政府各项工作，还是需要制度化，落实到制度层面，就要容易多了。比如就“三公经费”的公开，可以通过预算法的修订，对其进行刚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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