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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时代精英汇聚石库门 ——中共一大代表群像速写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启迪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觉醒的热血青年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乎，一批时代精英脱颖而出，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冲破各种阻力，汇聚到一间石库门的客堂里，筹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点燃的红色火种，渐次成燎原之势，最终映红神州大地。

　　上海代表李汉俊提出在他家举行会议

　　这是一幢漂亮的石库门建筑，一楼一底，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外墙青红砖交错有序，门扇是黑漆的实心厚木大门，配上一对闪亮铜环。房子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汉俊，30来岁，留着背头，戴着细巧的眼镜，身着白色长衫，透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他是留日学生，海归后主要从事翻译和写作，担任《星期评论》编辑，主编《劳动界》周刊，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著作，并兼做商务印书馆编辑。与陈独秀一起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接替陈独秀担任代理书记。

　　1921年初夏一天晚上，李达来到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住处，就召开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事宜进行商议。李达住在不远处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即陈独秀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的所在地，亦是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处。李达也是日本留学生，皮肤白皙，光头锃亮，戴一副细圆的眼镜，为人秉性直率，学者气味甚浓，回国后来到上海帮助陈独秀编辑《新青年》，主编《共产党》月刊，翻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籍，参与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接替李汉俊担任代理书记。

　　李达告诉李汉俊：“我与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都已联系过了，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以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已开展的建党活动情况，他俩均认为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机已然成熟，让我们抓紧写信，通知各地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

　　李汉俊听罢眼睛一亮，便主动提议：“开会就在隔壁我哥哥李书城家吧，他现正在武汉，房子空着，再说他曾任北洋陆军总长，其身份可为会场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李达沉吟片刻，点头笑曰：“我正为开会的地址发愁，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翌日，他俩分别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和济南，以及旅法、旅日留学生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去函，通知各位代表于1921年7月20日前，来上海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报到。博文女校是部分与会代表住宿的地方，与李汉俊家相距数百米。

　　南方陈独秀脱不开身特派代表出席会议

　　1920年2月，陈独秀在北京被捕被保释后，悄然前往武汉演讲，回北京时获悉警察准备逮捕他，便躲到李大钊处避难。为安全起见，李大钊租了一辆骡车送陈独秀前往天津。途中，他俩精心谋划着建立一个像苏俄一样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最后商定，陈独秀在南方，李大钊在北方，分别负责党的筹建工作，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陈独秀因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1920年底离开上海到广东任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大学预科校长，需要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子脱不开身，便派从上海前往广州向他汇报工作的包惠僧参加会议。

　　包惠僧其人浓眉大眼，宽鼻厚唇，任性谈笑，爱讨论实际问题，对理论谈得甚少。他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九品芝麻官的家庭，在家乡读新知新学使其开阔了眼界，曾任小学教员。1919年春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目睹了五四运动，深受感染，回到武汉开始记者生涯。

　　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时，包惠僧以记者身份采访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从此，与其结缘。当年秋天，包惠僧参加了武汉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被选为书记，负责日常工作。

　　1921年1月，包惠僧前往上海，准备赴莫斯科留学，因海路中断，未能成行。于是，他便留在上海，任党的早期组织教育委员会主任，办公地址设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5月，他受李汉俊的委托，去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到达广州后，他参加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6月，陈独秀接到李汉俊要求每地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的来信后，召集了广州党组织的全体成员开会，决定推举陈公博为广州支部的代表，陈独秀派包惠僧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出席会议。

　　陈公博，其父系广西提督。他15岁随父起义，增长了阅历，开阔了视野，起义失败后，其父入狱，陈公博逃至香港。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誉为少年英雄，20岁当选议员，可谓意气风发。因学习优秀，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

　　五四运动爆发时，陈公博虽读了进步书刊，却态度冷漠，置身事外，本不打算上街游行，但因身兼广州四家报社的记者，才前往观察一阵，写点报道交差。

　　翌年毕业，陈公博先回到母校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边教书，边与两位谭姓同学创办大型报纸《广东群报》，陈公博任总编。他请老师陈独秀为创刊号撰文，以崭新的面貌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报纸在广东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

　　1920年6月，陈公博接到陈独秀来信后，8月间与两位北大同学谭平山、谭植棠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陈独秀到广州赴任不久，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建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

　　陈公博留着分头，眉清目秀，西装革履，时任广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可谓春风得意。7月14日，他趁参加会议之际携妻同去上海，抵沪后，没有前往博文女校投宿，很潇洒地住进了南京东路上的大东旅社。

　　北方李大钊受伤未参加一大甚为遗憾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已超过17人，李大钊是负责人。李大钊，32岁，习惯穿件长袍，粗黑短发，戴一副细巧的眼镜，最明显的是那撮八字胡。他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还是“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他当众宣布每月捐出个人薪俸80元（那时他月薪120元），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活动的费用。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马上在西城暑期学校开会，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李大钊应是首选代表，可惜他不久前率领各校教职员工与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要求拨发教育经费，遭到了军警的镇压，李大钊被军警殴打倒地昏迷，因伤未愈，难以赴会。这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便根据李大钊的意见推选张国焘和刘仁静为代表。因张国焘要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便于6月下旬动身赶赴上海。

　　张国焘，江西平乡县人，出生于地主官僚家庭，国字方脸，浓眉大眼，从小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19岁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5月4日下午，他积极参加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晚上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成立，张国焘被选为总干事，负责演讲部工作，可谓少年得志。

　　此后，他参加了李大钊、邓中夏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昼夜阅读马列书籍。1920年10月，一批马克思信徒在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李大钊被推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

　　张国焘任职后，深入京汉铁路长辛店举办劳动补习班，与邓中夏等人轮流任教，启发工人觉悟，发现和培养骨干，于1921年5月1日，他们组织了一千多名工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5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工会，后改名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声势颇大，遐迩闻名。

　　另一位北京代表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代表，才19岁，长着一张娃娃脸，戴副细巧的眼镜，一看就是白面书生。他是从湖北应城一个私塾家庭走出来的青年，来到北京大学物理系读预科。1919年5月4日下午，刘仁静随游行队伍至曹汝霖住宅时，见大门紧闭，便与同学爬窗进屋打开大门，学生们涌进去后痛打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6月3日，他与同学上街演讲时被捕。

　　因五四运动中行动坚决，刘仁静引起了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视，加入学会后，认识了良师李大钊和益友邓中夏。不久，又参加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俨然成了革命理论家，被誉为“小马克思”。

　　北方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王尽美，长脸寸头，一对大耳虎虎生威。他出生于山东诸城一个佃农家庭，年少时，有幸成为地主少爷的“陪读”，更有幸地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闻名，被选为山东中专大学的学生联合会负责人。

　　邓恩铭代表圆脸清秀，留着三七开分头，他是贵州水族，从大山深处考入山东省立一中。他与王尽美等积极筹划掀起了学潮，改换教材，罢免了校长。1920年，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积极宣传新思潮。

　　1921年春，陈独秀写信约山东省议员王乐平在济南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王乐平把来函交给了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在他俩的努力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诞生。

　　毛泽东、董必武等各地代表陆续来上海出席会议

　　湘江之畔的毛泽东接到参加上海会议的来信后，告知了《湖南通俗报》的老哥何叔衡，由于湖南军阀的残酷统治，革命环境异常险恶，他俩便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悄然动身前往上海。

　　毛泽东当年28岁，眉清目秀，身着灰色长衫。他是长沙第一师范的主事（校长）。五四运动爆发不久，他发起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总罢课，推动反帝爱国运动。7月，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他撰写了创刊宣言及长短文章二十余篇，其文犀利尖锐，气势恢弘，极具鼓动性，反响热烈。

　　毛泽东多次到上海拜访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在其影响下，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0年8月，毛泽东、彭璜等人创办了文化书社，聘请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等担任“信用介绍人”，利用文化书社大量销售马列书籍。

　　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还在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研读马列，并经常举办演讲会、讨论会。该会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等19人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等人在长沙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为了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开展革命理论宣传工作，1921年，毛泽东、彭璜等人筹备开办湖南自修大学，使之成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会议中年龄最大的代表，四十挂五，戴着一副黑粗的圆眼镜，矮墩结实、肩膀宽圆、长方形脸膛上留着黑胡子，是一位读线装书的老学究，虽对马列知之甚少，却热情高涨，仿佛脱胎换骨。

　　1921年6月29日晚，大雨将至，他俩乘船前往上海时，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欲去小西门码头送行，他俩却神秘拒绝，使其纳闷。

　　一江之隔的邻居湖北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董必武长脸清瘦，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头戴西瓜帽，身着长衫，虽只有35岁，却给人憨厚的长者印象。董必武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城的知识分子家庭，熟读四书五经，17岁中秀才，28岁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学习期间，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一年半后，应孙中山之约回国，到部队策动反袁军事行动，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保释后不久，再次入狱。

　　袁世凯死后，董必武出狱，赶往日本参加毕业考试，回国后与张国恩合办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结识了日本留学回来的李汉俊，他向董必武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并将日本带回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书刊借给了董必武。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夜以继日地研读，从此思想骤变。

　　五四运动爆发后，董必武、张国恩和陈潭秋等人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董必武任国文教师。1920年夏天，董必武接到上海李汉俊来信，得知上海已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兴奋异常，即与张国恩、陈潭秋等人酝酿建党。同年秋天，武汉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董必武寓所悄然成立，共七名成员。

　　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李汉俊通知去上海开会的来信后，他们推举董必武和陈潭秋赴会。陈潭秋比董必武小十岁，身材矮瘦，浓眉大眼，西装领带，洋味十足。他出生于湖北黄冈清末举人家庭，满腹四书五经的他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教书期间接触了新潮进步书刊，便引导学生们一起阅读，使学校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行革命行动的重要基地。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恽代英、林育英等人领导了武汉的学生运动，联络18所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印制传单，出版《学生周刊》，组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显示其卓越的领导才能。

　　陈潭秋以记者的身份走街串巷，进行社会调查和采写新闻报道。1920年春，他与董必武又建立新教育社，并出版《新教育》，还开办了劳工学校、贫民学校和农民夜校等。包惠僧去上海后，他接替负责武汉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一大”代表中还有旅日代表周佛海，此人身穿日式单领外套，留着时髦的发型，原来那种湖南农村的土气在洋都市的浸染下早已消失殆尽，倒有点上海老克勒的腔调，人也颇为活跃。他是从湖南沅陵乡村走出的留洋学生，其父为举人。1917年，他中学未毕业便赴日留学。五四运动爆发后，周佛海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日本读书期间，撰写和翻译了诸多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并在上海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杂志上不断发表犀利文章，故此小有名气，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回国探亲时，途经上海特意拜访了偶像陈独秀。

　　1920年6月，施存统（歌唱家施光南之父）在上海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即去日本，他与周佛海一起建立了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接到开会的通知后，请周佛海利用暑假出席中共一大会议。共产党旅欧支部因时间紧张来不及赴会。

　　一粒火种渐次燎原映红中华

　　1921年7月23日晚，一群杰出青年云集在望志路106号石库门里，策划上演了一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筹建成立中国共产党。

　　会议原定陈独秀主持，由于他未能出席，大会临时决定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张国焘提出了大会议题，及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马林、尼科尔斯基代表共产国际热情致辞，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他还介绍了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关怀，期望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在那间18平方米的客堂里共召开了五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争论。讨论到党的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和策略问题时，性格直爽的李汉俊首先亮出观点：“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我们究竟应采取何种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去俄国和德国去考察。”

　　刘仁静摇手嚷道：“NO!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决不能走西欧社会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

　　多数人不赞成李汉俊的观点，主张共产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争论激烈之时，有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声称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国际代表马林警惕性颇高，棕色眼珠一转，便当机立断建议马上撤离。约一刻钟后果然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帮侦探和翻译赶来了，万幸大家已胜利大逃亡。

　　翌日清晨，代表们分批转移至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会议，通过了党纲和决议，陈独秀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

　　95年后，当年参加中共一大会议的13名代表，早已全部作古。当年的热血青年怀着探索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一腔热血地投身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洪流中，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所走的路却迥然不同。毛泽东、董必武始终坚持理想信念，执着奋斗，九死一生，最终成为卓然超群的共产党领袖；李汉俊、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为了崇高理想，或面对屠刀、大义凛然、悲壮捐躯，或身先士卒、血洒疆场，或鞠躬尽瘁，献身理想，成为彪炳史册的革命烈士；李达、刘仁静和包惠僧悄然脱离了革命阵营；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甚至沦落为叛徒和汉奸，走向革命的反面，真可谓是历史无情，大浪淘沙。

　　从1921年7月23日，出席中共一大的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踏进红色石库门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跋涉，至1949年10月1日，以毛泽东为领袖首的共产党领导人，代表全国四百多万党员，走上了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岁月悠悠，物换星移。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六十多年的拼搏奋斗、艰苦创业，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夜色如墨，风雨飘摇，一粒火种在石库门里悄悄点燃，徐徐燃烧，渐渐燎原，映红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