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原标题：不坠的旗帜

　　油画《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画面正中是毛泽东，他的左边依次是董必武、邓恩铭、陈潭秋，右边依次是何叔衡、王尽美。此油画为陈逸飞、邱瑞敏创作，现藏中国美术馆。

　　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有两位走到了革命胜利，有三位背叛了革命，还有几位为革命奉献了宝贵的生命。在党的95岁生日来临之际，让我们重温其中三位英雄的事迹，缅怀为国为民的英烈。

　　已牺牲却当选的七大中央委员——陈潭秋

　　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的一个书香世家。身为同盟会成员的五兄陈树三是其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者。1916年，陈潭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院英语部。在校期间，他经常翻阅《新青年》等传播新思想的书刊。1919年6月，他在上海认识了董必武，二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他们商定用办报、兴学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1920年初，陈潭秋与董必武等筹备成立的武汉中学正式开学，他义务担任英文教师。此后，陈潭秋深入工厂、学校，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分子。8月，他与董必武等成立共产主义组织，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后又在武汉中学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至1921年初，陈潭秋先后参与组织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同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开办湖北人民通讯社并任社长。陈潭秋因其杰出的工作被推选参加中共一大。1936年，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陈潭秋为纪念中共诞生15周年还撰写了关于一大的回忆文章，成为研究中共一大历史的珍贵文献。

　　一大后，陈潭秋在武汉主要开展工人运动等工作，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即是由他直接领导组织的。陈潭秋常借记者身份深入工人群众中。他主动邀约在工人中有较高威望的林祥谦见面，这让饱受压迫、地位低下的贫苦工人林祥谦很感动，想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的记者会主动见自己，并且要同他交朋友。在长期的促膝谈心中，林祥谦逐渐燃起阶级觉悟，主动要求入党。

　　1923年，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实行罢工反抗军阀吴佩孚的压迫。陈潭秋负责武汉方面的罢工斗争，他既要组织工人参与斗争，又要研究工作部署与斗争策略，后来更是亲自率领两千多人的慰问队支援工人罢工，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在预感可能来临的血腥镇压之时，陈潭秋坚持在罢工斗争一线指挥战斗，直到最后一刻才撤离。

　　1939年5月，陈潭秋从苏联回国工作，途经新疆时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6月，新疆督办盛世才和中共的关系急剧恶化，许多中共党员被集中软禁。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陈潭秋一面组织新党员进行整风学习，一面向中央请示做好撤退准备。

　　在整风学习中，陈潭秋特别加强了对全体党员的气节教育以应对不测。他说：“我们随时随地都有被捕的可能……每个同志均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陈潭秋鼓励大家如果被捕，要像季米特洛夫一样，把法庭变为宣传战斗的场所；要学习夏明翰，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要胜过文天祥十万八千倍。

　　在制定撤退计划时，陈潭秋拒绝了其他同志要他第一批撤退的建议，他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9月17日，陈潭秋被捕。尽管在狱中受尽折磨，陈潭秋仍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1945年6月中共七大召开，尚不知陈潭秋已牺牲的代表们选举他为44位中央委员之一。

　　最小且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1901年出生于贵州荔波县，水族。十六岁时，他远赴山东投奔叔父继续求学。在即将离别故土之际，邓恩铭写下了“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巧合的是，青年毛泽东1910年离开家乡时，亦是改写这首西乡隆盛的诗，毛泽东的诗作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伟人总有相似之处，面对相似的场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却能改写同一首诗抒发他们舍身为国的壮志豪情！

　　从另两首离别赋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年少时的邓恩铭已立下了为国为民努力奋斗、不怕牺牲的决心：“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分。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南雁北风，去不思归。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生不足惜，死不足悲。头颅热血，不朽永垂。”

　　1918年，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开始阅读《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思想有了较大飞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邓恩铭在济南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尤为出色，其爱国情怀与组织能力得到同学们的一致认可，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

　　在一中求学期间，邓恩铭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齐鲁书社是他常去的地方。在这里，邓恩铭大量阅读了介绍苏俄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还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伙伴，王尽美即是其中之一。这群少年在不断的学习与交流中成长起来，并组织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为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广泛吸收革命青年，邓恩铭、王尽美等在1920年11月成立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1921年一大召开，邓恩铭被推荐作为济南代表与会，成为一大代表中最小的、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邓恩铭对革命的态度是坚持到底、义无反顾的。1925年5月和11月，邓恩铭两次被捕入狱，虽在组织和家人的营救下出狱，但艰苦的环境和常年的奔波让他患上肺结核病和颈部淋巴结核病。即便身患重病，即便家人一再反对，只要身体稍有好转，邓恩铭便又投身到党的工作中去。

　　1929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第三次被捕。身陷囹圄的他领导狱中党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斗争。4月19日，我党同志利用日军和国民政府交接的有利时机策划了一次越狱斗争，但是由于仓促起事，准备工作尚未计划周全，最后只有党员杨一辰成功逃脱。这之后，邓恩铭还强拖着复发的顽疾，组织狱中党员成功进行了两次为改善生活条件的绝食斗争。一次越狱失败并没有打倒顽强的邓恩铭，7月21日我党同志又组织了第二次越狱斗争，这次斗争经过周密部署，邓恩铭等顺利逃出。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患病，身体虚弱的邓恩铭等部分党员未跑多远又被重新捕获。邓恩铭预感时日无多，在狱中留下了与母亲的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由此可见其对未能实现革命理想的遗憾和慷慨赴死的悲壮。1931年4月5日，邓恩铭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领导苏区反腐肃贪的革命长者——何叔衡

　　何叔衡，187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二十六岁时，他遵父命考中秀才，却拒绝了县衙的职务，选择留在乡间继续教书。辛亥革命爆发后，何叔衡剪掉自己的辫子，他不仅动员学生剪辫子，更是专程回家动员父亲、兄弟和邻居剪辫子。

　　1913年，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高龄外出求学的原因，在何叔衡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他说：“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该校次年与第一师范学校合并，何叔衡也因此得以结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

　　毕业后的何叔衡拒绝了父亲与妻子的请求，留在长沙教书，仍同继续求学的毛泽东等青年保持密切的交往。他们经常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尤其是如何使“自己生活向上”等问题。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在毛泽东等多次劝说下，因年龄自愧不配与二十岁左右青年为伍的何叔衡也加入其中。

　　1919年，湖南人民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何叔衡负责衡阳驱张代表团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肯定，称赞“叔翁办事，可当大局”。1920年，何叔衡协助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通过售书、研讨、发表文章等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中一批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革命者逐渐走到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何叔衡作为年龄最大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1931年，何叔衡奉命前往中央苏区，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此后，他还代理了临时最高法庭主审等职，主管监督法纪，责任重大。1933年，有群众写信举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干部多报灯油去吃酒宴，何叔衡当即派出有检查经验的干部前往调查。可是，当地干部却嘲讽说：“检查部没有事做，可以下来参加农业生产嘛！”检查人员查账亦一无所获。面对瑞金县的消极抵抗，何叔衡义愤填膺，表示此事一定要彻查到底。于是，他从别处抽调几名干部组成“轻骑队”住到了当地群众家里。轻骑队员分头查访，通过问询酒馆勤杂人员等办法，掌握了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在灯油、纸张、邮票、药品等使用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此时，再去针对性地查账，果然发现当地干部10至11月多报灯油400余斤，9至11月伪造购纸收据441元，开具假药单500余元，侵吞群众退还谷票及公债2830元……而当时中央规定：“贪污外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面对这一重大案件，何叔衡毅然对贪污犯分别处以死刑、监禁10年、监禁5年并退还赃款等判罚，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戴。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何叔衡被留在苏区工作。次年2月，何叔衡等被安排前往上海。为躲避敌人的追捕，何叔衡等人必须昼伏夜行，这对年老体弱的何叔衡而言是巨大的挑战。24日，他们不幸被敌人发现遭到围捕，为了不牵连随行人员，何叔衡欲夺枪自杀不成，又乘警卫不备，纵身跳下山崖。坠崖的何叔衡被搜捕的敌人发现，在同敌人的搏斗中，何叔衡连中两枪，不幸牺牲。（张道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