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王星光（郑州大学历史系1977级学生、博士生导师）

　　 知识改变命运。在明知上大学几乎无望的岁月里，我依然保持着读书学习的习惯，也正因为如此，在紧闭十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敞开的时刻，我才能紧握那把开启知识和命运之门的“钥匙”，走入郑州大学，开始新的人生历程。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距离我高中毕业已经四年。这四年里，我已经在工厂里做过砖瓦工、铸工和车工。

　　 终于有机会实现我上大学的梦想了！兴奋之余，我却又有点半信半疑。这么多年都是推荐上大学，这次真的通过考试就能上大学？

　　 和其他同学相比，高考的机会对我更难得。“文革”期间，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搁在当时，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女，是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的。然而，想读书上大学的念头，却一日未曾放下。这次，只管考考试试吧。

　　作为“被歧视的对象”反倒成就了我学习的机会

　　家庭成分不好，尽管学习努力，成绩优秀，我的初高中求学路程一直历经坎坷。初中时还可以在县城上，到了高中，只能求人到一个离家十来里的农村中学——位庄高中读书。二年的高中，每天早上六点多，我背上干粮从家出发上学，放学后直到傍晚才能到家。

　　因祸得福。恰好当时很多县一中的优秀老师不能回城，被下放到这个高中“锻炼”，他们中不仅有开封师院、新乡师院毕业的老师，甚至还有一个老师是南京一所大学毕业的。在这个农村中学，我遇到了我们县最好的老师！

　　当时农村环境宽松，学习努力的我，格外受到老师“偏爱”，我中午不回家，老师们就给我“开小灶”学习，包括教我学外语。又恰赶上“教育回潮”，学校重新开始抓学习，再加上刚办了图书室，有不少图书可以借阅，中午不回家的我，读遍了图书室的藏书。那时候，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推荐，不会有大学上，学习倒是没有任何压力，读书只是求知的本能。

　　作为“被歧视的对象”，反倒成就了我学习的机会。

　　母亲从小教育我，有知识别人才能看得起你

　　如今想来，当年自己那么努力学习，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也不无关系。从小我母亲就教育我：“人穷志不能穷，只有自己有知识，有本事，别人才能看得起你。”我也暗下决心，好好读书，增长知识和能力，将来在社会上站住脚。

　　我一直觉得，学习知识让自己感到很充实，忘却了世间的烦恼。尽管当时属于“黑五类”子女，我依然有一种对命运的不服，并认识到，要想改变处境，就要比别人做得更好，这些离不开勤奋读书。

　　在工厂当工人的几年里，尽管我年龄不大，但是干一行，爱一行，刻苦钻研技术，想办法找一些铸工、车工的书来看，时常搞些小发明，曾革新刀具，效果极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工作两年后就带了徒弟，他的年龄比我还大。

　　我在语文试卷上还写了首诗抒发激动心情

　　自从决定参加高考，我就找亲戚朋友借来了一些初、高中的书，过上了半工半读的日子。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家自习，甚至跑到以前的母校请教高中老师。虽然复习时间很短，但因为初中和高中基础比较好，内心里，我还是有些底气的。

　　那年的12月26日，我在获嘉县的一个小学参加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次考试，现在家里还保存着40年前那张准考证。就是这张巴掌大小、颜色泛黄的小纸片，让我最终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考试的科目有政治、数学、史地和语文。

　　如今，我依然记得当时的作文题目“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当时我的写作状态应是激情澎湃。答完语文试卷，时间还很充裕，我在试卷上还写了一首诗，抒发对恢复高考的激动心情和感慨，对有机会实现自己梦想充满憧憬，其中写道：“激动的心啊，此时在沸腾；欢喜的泪水，滴湿了试卷；看着这张试卷，我看到了党的信任，时代的期望，人民的召唤！”

　　“改变命运的时刻来了”，在考过试的一段时间里，我还常常到田野里呼喊，用自己创作的诗歌来打发那段难挨的时光。

　　我最热爱的是文学，却选择了历史专业

　　说起来，我最热爱的是文学。

　　中学时，我的作文经常受到好评。至今仍记得有一次自命题作文，我写的是《雪》，在全班传阅，以至于毕业30多年后，当年教我语文的王俊儒老师还夸道：“那精美妙曼的文句，总能在我们的耳际回响。”平时我还经常写一些小短文、人物速写等。就算是参加文娱活动，代表学校去慰问解放军、到农村演出，我都是自己创作诗歌和快板。刚当上工人，尽管工资很低，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母亲还支持我订阅了《朝霞》、《学习与批判》及《思想战线》3份杂志，这在全县也是少见的。在工厂四年，我经常参加办板报、写专栏，写作的功底一直没有丢。

　　然而，又是家庭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使幼稚的我一心想要远离政治，喜爱文学的我，高考报志愿选择了自认为远离政治的历史专业。

　　终于放榜了，我的名字排第一个

　　放榜是在过完春节后的2月下旬，获嘉县当年考上大学的有几十人。县委大门口的墙上，贴着大红榜，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那种兴奋的心情，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感。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天，我欣喜若狂，此时，当初那种忐忑的心情才真正放了下来：我的命运要改变了！

　　当年是先报志愿再考试，我只想着能上大学就行，我报的最高志愿就是郑州大学。后来才知道，有比我分数低的同学还考上了中山大学等名校。但不管怎样，我的大学梦终于圆了。

　　大学四年就像干涸的禾苗遇上了甘霖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的不光是我们个人的命运，更是国家的命运。恢复高考，人才培养和选拔纳入了正轨，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对我来说，真正是改变命运的重大转折。

　　“重塑自我，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这是当年莘莘学子的我们发自内心的呼声，在大学校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激情。我们是时代的幸运者，进入大学后，感觉赶上了时代发展的潮头，自应成为时代的先锋。当时那种奋发学习的劲头现在是难以想象的。

　　大学四年，就像干涸的禾苗遇上了甘霖，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自发组织了多个学习小组。我自己就参加了美国史和中国生产工具史两个学习小组。读本科时，我就得到了著名学者荆三林教授的赏识，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我一生研究科技史的道路。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张静 整理 邱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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