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清澈溪流，辽阔原野，在四时更迭里赏星观云，在时光推移里牧牛放马……这似乎是记忆里对北方乡村原野的美好遐想。而今仍能葆有此种“逍遥”的，是少之又少了。

　　我们渐渐发现，不知从何时起，村头溪流变得污浊干涸，环村的葱郁山麓也被圈做矿场，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守在村庄里的慢慢只剩下老弱妇孺。连过年磕的头都没有小时那么认真了。

　　于是每每佳节返乡就开始犹豫不决起来，回了没什么期待，不回又有不甘。村庄的日子似乎仍很平常，但好像又都变了，每回一次就添一点陌生。一边慨叹着发展好快，一边因发展而惴惴不安。

　　多想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上周末的社群分享上，河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王守谦教授为我们分享了当代中国乡村的繁荣与衰败【见历史消息】，这周末的27日，我们的公开课仍将继续围绕乡村主题展开。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每晚『七里河畔』社群都很热闹，大家就乡村问题热烈探讨，其中亦不乏闪光与深刻：

　　@王小慧

　　乡绅文化已经随着皇帝的逝去黯然下台，当互联网文化兴起，世界变成平的。乡绅文化逐渐和城市文化由冲突到融合，这是一个文化接纳和融合的过程，不可逆转。农村家庭独裁主义的瓦解和国家独裁的瓦解是同步的。

　　◆◆◆◆◆

　　@崔涛

　　城市以经济为源动力，以强势文化和国家制度为手段，正在飞快的碎片化传统乡土，这是一场掘根行动，也是一场超大规模的移植，乡愁是一种必然，却不是生产力。

　　我们会被不断的抛弃，如果我们只是站在原地，捣毁与重构从来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们这一代人中，肯定会有一直感慨礼崩乐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直到他老去。

　　“没有人喜欢革命”，社会观念的改变是一个移风易俗的事情，就应该让它此消彼长。不必张牙舞爪，不必声嘶力竭，不必念念不忘，激进从来都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

　　@西浣洁

　　乡村从来就不是文化重镇，很多问题是城市与乡村共有的，文化讲传承与创新，是自然的，如果注定要消失，无须痛心疾首。

　　知识分子看到乡愁现状，犹如看到庖厨之乱，容易因差异对农村的弊病印象深刻。但越是公平正义得到落实，个人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越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农村，除了少数家庭因个体灾难导致生活窘迫，更多家庭过不好是因为不思进取，不能因为农村、农民就可超脱于付出与收获的法则之外，索取额外同情。

　　我们不必为乡风败坏、教育凋敝、文化缺失、人口外流、留守儿童等种种不堪的乡村景象而哭泣，只见衰败，将忽视新生。

　　◆◆◆◆◆

　　@Super Teacher

　　所谓的农村问题，解决之道在人心在观念。农村文化断裂，难解决在已经出现并且愈演愈烈，好解决在如果让农村在利益分配中可以占的比重更大，自然会有人来重构农村文化。

　　文化必然是辞旧迎新的，只要内核不改，换了表面也无妨。

　　◆◆◆◆◆

　　@辉煌的心

　　城市化，城镇化的潮流最起码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是不可逆转的。乡村是浪漫主义的，但是贫穷，文化沙漠的农村才是现实主义的。资本倾斜到哪里，人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才会被配置到哪里。

　　意淫年轻人早还乡不是自欺欺人吗？田野的希望必然经历一个想当长的解决时间，这个时间就是阵痛期。农民工，农村大学生融不进城市，回不去乡村。中国的三农问题太难，归根到底还是要像当年小岗村的改革一样，减轻农民的束缚，让农民自己当家做主。

　　如何看待礼崩乐坏的乡村，拯救消失的传统与文化？

　　面对乡村转型中暴露的诸多问题，我们的情怀如何安放？

　　在乡村政治面前，怎样扭转法度建设执行的步履维艰？

　　农村文化与农村现代化，我们真的明白这两者的不同吗？

　　乡村活化该如何实践，怎样从“空心村”走向“新农村”？

　　“城镇化”如何解决“异乡人”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入？

　　关于乡村发展的疑问有太多，不管是专家还是实践家都不可尽述。

　　不如耐心品读下这位『七里河畔』忠粉——刘洋同学对农村问题的思考，看看90后会以怎样的视角来观察。或许她并不能给出太有实践性的解答，但提出问题本身，就为思考答案指出了方向。

　　如果您也有观点想要分享，记得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告诉我们哦~

　　本篇系作者投稿

　　不代表《七里河畔》观点

　　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

　　“农将不农？” ——关于“农村问题”的思考

　　刘洋

　　每至过年时日，“农村”问题似乎总能获得比平时更多的关注，许多关于农村境况的时文也因此意外“走红”，今年尤甚。

　　在对这些文章进行一番梳理后，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它们所关注的具体内容存在差异，但基本上是围绕着两条主线在宣泄情绪：

　　其一是“真实”地表现农村的“凋敝之貌”，抒发其亲眼所见的乡村实景与记忆或想象中的“田园生活”大相径庭的悲愤；其二是侧重描绘农民过年的习俗，以求从中寻找记忆或传说中的“年味儿”。

　　细想一下，这两个大的线索的根本指向其实是一致的，即那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异乡人渴望释放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所灌注的巨大压力，渴望为自己的心灵寻求一片平静的家园。

　　然而，现实的乡村却没有给游子们实现这些质朴的愿景的机会，在由城市居民掌握话语权的当代中国社会，农民一方面被赋予“保存传统习俗”的重任，另一方面则被谴责窝藏着太多的落后“传统”，贫穷、落后、愚昧等标签被毫无保留地贴在农村身上，城市里高耸的摩天大楼则被视为繁华的标志。

　　一、“返乡者”的呼吁

　　“农村”、“城市”，这对词汇似乎是作为“反义词”而互相依存的。

　　我们通常的印象是：“农村”是人们将农业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地区，包括“土地”、“农作物”等核心要素；而城市则是以工商业发展为主的地区，具有“写字楼”、“商场”、“公园”等要素。

　　现代化理论被引入中国后，一些事实被人们广泛认同：“城镇是由农村发展而来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高，它的城市化程度也就越高，也就越有可能实现现代化。”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圳速度”作为现代化的样板被人们广为称颂，深圳的“成功”代表了一个“小渔村”的飞跃，它在某种程度上更加贴合了已经住进高楼大厦的城市“居民”对“愚昧落后”的传统村落难以言说的优越感。

　　在不久之前，人们纷纷发出对中国城市化率超越50%的感叹，“现代化”的梦想似乎已经在对我们招手……城市与农村此消彼长的关系使它们站上了时代的对立面，城市被人们由衷地赞美，农村则遭到人们的鄙视，不管这些人起初是“城里人”还是“村里人”。

　　“城里人”曾被赋予了极大的光环，这光环如今仍旧闪闪发光（户籍政策造成的城乡隔阂在短时期内仍较难消除），这进一步加深了城市原住民的优越感。

　　在当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尖锐对立的情况依然严峻，虽然农民进城的速度在不断加快，但他们却始终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农民”出身，这“出身”本身并不尴尬，尴尬的是他们会因为“出身”丢失许多作为共和国公民应有的机会和福利，近些年流行的“农民工”一词似乎就巧妙地将其对城市建设做出的贡献和他们应当享有的权利分离开来。

　　从这个角度讲，“农村”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的影射，是国家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均问题，城乡协同发展的棋局不易下好，但必须下好。

　　春节“返乡者”们的“返乡”实质上是他们重新戴上“农村”面具审视农村的过程。事实上，重新回到家乡的他们本来只需要摘掉“城市”的面具，以真面目示人即可。

　　但他们吃惊地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戴惯了“城市”面具的双眼已被城市“形塑”，觉得这真实的乡村显得十分落后，猛然从“繁华”的“城市”迷梦中惊醒。这些见过市面的“农村人”开始呼吁按“城市”的标准塑造农村，以弥补他们短时间内巨大的心理落差。

　　曾经，他们身处其中浑然不觉，而今他们发现这样的“浑然不觉”不但难以给他们带来“心安理得”的慰藉，更会使自己陷入自我麻醉的迷梦中，正是由乡入城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渐渐改变了这些返乡者的“生命观”。

　　其实，农村并非愈加破败不堪，只是在与卫生、繁荣的城市对比时难免不面露怯色；当这样的“返乡者”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一股新力量时，他们的声音开始被放大，他们也更有勇气提起自己曾经的种种不堪，他们渴望更加公平、卫生的新农村，只有故乡真正地在物质、精神层面发展起来后，他们才能更有勇气地融入城市生活，才能在提到自己的家乡时不至羞愧，甚至满面自豪。

　　从这个角度讲，“农村”问题是对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的呼吁，是游子们对城乡双面人格的“厌弃”，更是对个人生命尊严的大声宣告。

　　二、城市化：乡村与城市的博弈

　　无可否认，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而农民数量多、占总人口比例高是她的一个显著特点，直到最近几十年，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事实上，这些变化因为来得太过迅速，已经让一部分人的生命变成一片荒原，他们在享受信马由缰的快感时，却无法找到能使心灵安歇的庇护所……

　　社会节奏的加快、巨大的生活压力使疲惫的人们更加向往田园牧歌般的惬意，但奔涌向前的城市化潮流浩浩汤汤，人们无论愿意与否，都已经被裹挟其中。

　　城市化的推进是以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为前提的，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也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迅速衰减。若从此处着眼，城市化每推进一步，农村就愈加凋敝一分。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单从城市化的角度考察，农业到“非农业”户口的每一次转换都是对城市文明的一种喝彩，相应地，农村地区人口的输出也使得她看起来萎靡不振，缺乏生气。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我们大可不必为前者的推进叫好，也不必为后者的不断“凋敝”悲哀。

　　当一个农民为城市的繁华所“目眩”时，城市里的原住民理应为这些失去方向的“新市民”指引道路，告诉他们城市生活方式的精彩。

　　可是，骨子里的山野情怀使“新市民们”既时常想起春日里绿油油的麦田，也无法忘记童年时与伙伴们一起在河沟里掏螃蟹的欢笑，面对着高楼大厦，他们的眼神里充满迷惘，“回不去乡、进不了城”俨然已经成了当下在城里打拼的农村人不得不面对的严酷事实。

　　这些城市中的“异乡人”惊讶地发现：自身还未被城市收容，却早已被乡村抛弃，他们被生活戴上了双面面具，同时扮演着“农民”和“市民”的角色，虽属无奈，却也情愿。因为他们无法改变自己农村出身的事实，徒劳地摘掉这件面具只会令自己更加无所适从，而城市原住民则又施以外力，使这面具更加紧固。

　　城市穿戴着时尚的职业装，而作为她的对立面的农村则尴尬地裹着花头巾、穿着旧棉袄，那些往昔穿“旧棉袄”的人群在换上“职业装”之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旧衣服是那么得寒酸土气，他们迷失在双面人格的切换中，大声地呼喊，却不见人来救。

　　他们开始呼喊保护“花头巾”、“旧棉袄”，他们似乎认为这些才是家乡的特色，“职业装”从来就是“城市”的伪装。

　　无可否认，乡村与城市的博弈将永远不会终止，但保有自身的特色，真实地呈现各自的生活或许是乡村和城市共同的归宿。

　　三、“成长的烦恼”：乡村的当下与未来

　　近些年来，农村的居住环境、人均收入等硬指数都在不断提高，虽然距城里还有较大差距，但向来朴实的农民们对此已深感满足。但与之相随，人们的社会心态、传统习惯也在慢慢变迁。

　　事实上，许多社会现象的变化都是相伴发生的，我们不能抱有农民们在随时代潮流而动的同时保持赤子之心的幻想，更不能奢望农村在传统的庇佑下保有世外桃源的本色。

　　那些“乡村实景”所呈现的画面都是农村社会在转型期真实而剧烈的变革的某些侧面，当下的乡村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但认为其“衰颓”总不免言过其实。人可以有情怀，但不能将情怀毫无理性地随意宣泄。

　　纵观近代以来乡村的历史，今天的乡村正在经历工业化、信息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革，传统的农村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势必要发生变化，各种潜藏其中的社会矛盾也可能在短时期集中爆发，这些因素的叠加似乎使乡村在世人面前呈现出一种狰狞之态。大浪淘沙，始得真金。

　　我们应该深信，传统乡村正在逐步实现自身的转型，村民们也不会抛弃真正使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时间会留下顺应时代潮流的事物。对待传统与文化，固执与偏见只会掣肘时代前进的步伐，包容与创新才是我们最应该拥抱的理念。

　　传统道德某种程度的流失、乡村人情的日渐淡漠固然值得惋惜，但旧时乡村繁琐的裙带关系等痼疾也在同时削弱，这正为新的法律与制度占领农村高地、更加有效地维护公民个人权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生人社会”的发育也为法治乡村的建设提供了更为适合的环境。

　　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理应以法律为准绳，而非强烈地依赖道德“标尺”，我们与其为过去哭泣，倒不如腾出时间来为当今谋划，为未来欢呼。这是乡村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传统习惯与意识形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我们没有理由埋怨农村因为发展太慢以至与城市的生活质量存在差距；也不必纠结农村因变化太快而“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当下，我们必须明确何为农村文化、何为现代化，必须重新思索社会进步的真正标准，多做有利于农村社会发展的事情，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在乡村社会的深入，既要反思农村发展道路上的每一点错误，也应对它的每一次进步报以谨慎的喝彩，而不是一味地抱怨早已存在多年并已经有所缩小的城乡差距。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在“成长中”破解中国乡村“成长中的烦恼”。